鲁迅先生在写阿 Q 上街参加革命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只知道别人叫他“同去”。金满楼在《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告诉我，大部分有目的而支持革命的民众，其实也并非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天命所终
《天命所终：晚清皇朝的崩溃》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的书。不过在说这本书之前，我想谈谈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2013 年 4 月的《读书》上，两位作者陈兼、刘昶的文章《叫魂案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对这件叫魂案有一段简短而精彩的概述：
“叫魂”案发生于一七六八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春天，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开始，突然掀起了一股“妖术恐慌”之风：通过口耳相传，民间出现了四处扩散的“小道消息”，说是社会上有一批“妖人”，通过割剪他人的发辫、衣物或名字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其后，这种妖术恐慌又从江南扩散开去，在直到秋末的大半年时间里，小民百姓人心惶惶，各级官员疲于奔命，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也被搞得寝食不宁。这番折腾，一直持续到年底，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既无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也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看，乾隆皇帝的反应都明显过度。这种过度反应也不难理解，因为妖术里“割剪他人的发辫”这个环节，以极高的效率挑动了大清帝国统治者的神经。
我们都知道清朝初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要求成年男性将前额发全部剃去，否则即视为反抗清朝统治而格杀勿论。这一政策名为“薙发令”。“薙发令”与汉代以来中国人信奉的儒家传统道德体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产生了严重的内在冲突，因此遭到了汉人的激烈抵抗，引发了清初赫赫有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屠戮事件。
从清朝初年的屠戮，到乾隆对叫魂案的过度反应，表面上都是发的剃和留，内核则是满族与汉族在身份认同上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引发的清朝统治者对于自身统治有效性、政权合法性的隐忧。
在《天命所终》里，作者将乾隆对于满汉之界的警惕，归纳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而作为读者，我相信满汉人口的对比自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至少不应当是主要因素。
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被统治者（或民众）对于统治者（政府）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尽管封建王朝声称其合法性是“奉天承运”的结果，但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在取得之后仍需要不断维护和加强。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满族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做到高枕无忧。
一方面，清朝由军事征服起家，而征服的暴力性与“合法性”的任何定义都毫无相关；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放弃自身的族裔背景，以至于与汉族士大夫内心真正认定的“儒家道统”表述之间存在紧张，清朝统治者对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构建没有自圆其说的可能。由此，民间的任何风声鹤唳都迫使乾隆皇帝草木皆兵，对满汉的分界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关切。
好在乾隆所处的时代，继以康熙和雍正两朝，国力强盛，疆土广阔，社会总体安定。《叫魂案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一文认为，在乾隆时代，关于“盛世”的经验及其表述，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同大清帝国“合法性”的持续构建直接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盛世”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权合法性最强的证明。
但是到了清朝末期，盛世不再的时候，掩盖在“盛世”的外衣下一直没有得到解释和解决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就随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抬头而爆发了。
孙中山在 1905 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直指推翻满人政权，否认满人政权的合法性，主张建立汉人政府。其实，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遍地，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革命党人在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排满主义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相比于“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大上的口号，“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激情，民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感知。
《天命所终》写到，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曾置身革命的陈独秀对此不无揶揄地说：“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其言外之意，当时的加盟者大多为排满而来，三民主义也就成了“一民主义”。颇具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靠“一民主义”打败了清廷，以至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革命成功，国家兴旺，万事大吉。
汉族的民族主义强势抬头，最应该负责的是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拙劣的统治技术。金满楼先生归纳的“排满主义”的四个要点里，就包括清廷对汉人实行的歧视政策。如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样是尚书、侍郎，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于汉族官员；满人在人数上远低于汉人，但官员比例却远高于汉人，特别在高级别的官职中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关系与法律上，满汉不婚，满汉不同法，满人犯罪所受的惩罚较汉人为轻；清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满人世代为兵，各地的驻防八旗对汉人进行军事监视等诸如此类。
甚至在 1906 年，清廷发布的新官制上谕里，7 人满 7 人汉 1 人蒙古，但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种歧视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都写在《天命所终》的第四章“风暴 乱世难顾小民哀”之中：民族主义激发了辛亥革命，也因此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书中记载，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此外，西安满城被彻底屠戮，四川、湖南的旗人也被不同程度的屠杀。剩下的旗人或者隐姓埋名，或者远走他乡，满族女人则开始模仿汉族女性的装扮，求以生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民族主义是维系同宗同族人的有力纽带，让他们在时代的大浪里共荣辱，同进退，必要的时候还会激发强大的力量。但是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在面对外族的时候，自我生成心理防线，并主动造成民族间的冲突。或者更进一步说，哪怕是民族间界限的清晰划定，都会加强民族认同感加强，并在可能到来的民族冲突中加深敌对和仇恨。
满清作为“异族”统治人口基数庞大的汉族，在族裔的界限上泾渭分明，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动摇其统治根基的种子。我并不是要指出清朝对待汉人时的失策，对统治者来说，两百年前的他们显然没有施行另一种民族政策的可能。但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似乎也应当重新审视一下民族的问题，尝试着消除可能引起民族关系紧张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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