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钉子户，也会被强拆吗?
2005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叫做“基洛诉新伦敦市政府案” 。这个案件里面，有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辉瑞公司，你可能听说过，就是制作伟哥的那家公司，它想要征一块地来修建研发中心。它说修完这个研发中心以后，它能够多雇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同时，也会向政府多纳税，多做贡献。于是，政府就同意开始征用这块地。在这块地上，有一户人家，户主是一个名字叫基洛的女人，她有一幢粉红色的小房子，她就是不愿意把小房子卖掉，她就是喜欢自己的小房子，做起了钉子户。双方争执不下，政府一再向她施加压力，结果她就把帮辉瑞公司征地的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个案子后来打到最高法院去了。你可能会说，美国不是一个人权至上的国家吗，美国政府，不是一直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圣神不可侵犯吗，所以法官一定会站在基洛的一边。你可想错了。这个案子，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比例确认基洛败诉，而她的粉红色的小房子最后被夷为平地。
美国处理案件的方法是案例法，因此可以想象，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果还有出现钉子户的案例，即便上述到最高法院，其最终也很有可能会是被强拆的结果。
看到这个结果，估计很多小伙伴会和我一样，满是失望的心情。如果了解一点美国宪法的小伙伴，还会找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假如没有公正的补偿，那么私人财产也不得被取用于公共用途。”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征用私人土地，必须同时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被征用的土地必须用于公共用途，二是征用时政府必须给予私有产权所有者以公正的赔偿。
于是，小伙伴们肯定也会问，宪法都这样规定了，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判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最高法院，代表大多数法官的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的判决，他说：“基洛想要咱们法院提供一个明确的边界，清楚地解释什么叫做公共用途。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有时候征用私人的土地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决定，我们就故意不给出公共用途的明确定义，让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保持这个界限处于模糊的状态。这样好让政府有足够的灵活度，来决定哪些做法是对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更有好处的。”
估计小伙伴们看到这个判决，会自然的分成两派。一派说：法官判的对啊，著名的科斯定律不是说过，稀缺资源，谁用的好归谁吗。这一整块地，辉瑞公司用，肯定会洛基女士用更好啊。所以，地应该归辉瑞公司。可是另外一派会说：法官判的不对啊，这样判，就相当于给了政府无限大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假借所谓的公共用途的名义胡作非为，这样的判决，有破坏市场的机制风险。案子里，原来矛盾的双方是辉瑞公司和洛基女士，所以，政府就应该退到一边，将问题由市场，也就是真正的当事方来自行商量，寻找最佳合作解。
事实上，有关这个案子究竟判的对不对，现在还在不断的争执中，从9个大法官，5:4的比例就能知道，法官们对这个判决也是分成明显的两派的。那么我们讨论这个案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让我把时间暂停一下，先捋一捋两个重要而基本的概念。
首先是科斯定律，这个在我前几次的文章里有提到。大致的意思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稀缺的资源，对于稀缺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在交易费用为零时，为了让资源得以更好的分配和利用，应该遵循谁用的好归谁的原则。具体的讲解，可以见文章末尾的链接 --《领居家的烟囱对着我的窗，村长，您怎么判？-- 科斯定律的解释和应用》。
其次是“最佳合作解”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来举个例子。说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上周末我和我老婆都要用车，我要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而我老婆需要去购物中心。我们两个争执不下（这当然只是个栗子，实际情况各位小伙伴都懂的）。这时，我提出说我们两个分别出价，来决定当天这辆车的使用权，谁出的价格高，车归谁用。我的同学聚会比较近，我估计如果自己打车去的话，来回大概是30元，所以我的心理价位是30元。而我老婆要去的购物中心比较远，而且大包小包打车也不方便，所以她的心理价位是来回80元。这个时候，只要是我们双方的出价在30元到80元之间，都可以达成协议。我老婆出了70元，因为她觉得这个价格比她自己打的便宜，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我打的只要30元，给我70元，我还能存下40元的私房钱。在这个例子里，70元就是一个最佳合作解，而整个提出并确定70元的过程，就是寻找最佳合作解的过程。
通过以上我的例子，我们发现似乎寻找最佳合作解是一个非常容易的过程 ，但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不然，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科斯定律 ”里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交易费用为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很多时候，交易费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寻找最佳合作解的过程可麻烦了。
现在，我们让时间继续，回过头来看前面洛基女士的案子，来探究我们讨论这个案子真正的意义。
我们假设这个案子发生前，去征地的不是政府，而是辉瑞公司自己，那么相比较之前仅仅需要说服政府，同意他们征用这块地，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工作要完成，就是挨家挨户的，和所有的住户去讨价还价，这个工作，但凡有过国内小区内，物业费收缴经验的小伙伴，都可以想象，会有多难。而且，因为来征地的是公司，而不是政府，他们会遇到更多被敲竹杠，打官司的情况。所以，这个交易成本，可能辉瑞公司根本就承担不起，而这些工作让政府来出面，其相对的交易成本，有可能是可以降低的。
大法官这么判，似乎也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个道理，正如他在判决书里所表达的，因为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的相关规定，并没有明确怎么样的补偿是公正的补偿，什么样的用途是公共用途。这几个都是模糊的概念。100万美金算不算公正的补偿，1000万算不算公正，用来修公立学校是公共用途，那用来修私立学校是不是，用来修公立医院是公共用途，那用来修私人诊所是不是？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回答。所以，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其实是保留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子，整个交易成本包括了辉瑞公司和政府谈判的成本，政府进行土地征用时的工作成本，和洛基女士交涉的成本，洛基女士上诉到法院，甚至到最高法院抗议的成本，各方的律师成本，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成本加起来，让这块土地的合理、高效分配变得异常昂贵，甚至最终无法实现。事实上，在洛基女士的红房子被推倒之后，辉瑞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在那块地上建科研中心，那块地变成了一个垃圾堆埋场。
因此，我们讨论这个案子真正的意义在于，我们总是要注意到现实经济生活中，众多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而为了达到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的目的，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这些交易成本。而这也是科斯教授在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强调的。
从今天的案例里，在征地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政府也好，我们政府也好，做得都不够好，而我们的政府更加特别，既是唯一的买家，又是唯一的卖家，市场没有回旋的余地。土地出让方只能按照政府给定的价格出让，土地购买方，又只能以不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出让价来购地，出让方和购买方，完全没有面对面寻找最佳合作解的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还要看到，这样操作有另一个积极的方面，这使得土地购买方免去了一个未知的巨大成本，即和所有出让户一家一户的讨价还价，整体的交易成本是基本可控的。所以说，我国政府目前的这种征地方式，也许是在我们国情下，综合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稍微推广一下，我们的政府在过去的十年里，多次强调要让市场来主导资源的配置，其事实上，也是顺应了降低交易成本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今天，分享了那么多，其实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资源的合理分配，原则上要遵循谁用的好归谁的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要寻找，或是设计出交易成本最低的途径。另外，从整体上来看，我们的政府其实做得并不赖。
注：本文章部分引用了“得到”订阅专栏《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第26讲《征地的权衡》，和第27讲《寻求合作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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