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是钱钟书的一篇文学批评论文，是作者在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作者在文章的前端便开门见山地摆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观点：“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好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苦的”表现和发泄。”点出了文章的核心论点。接着钱钟书先生追溯历史上对“诗可以怨”的论述，从“不偏不倚”的阶段至司马迁“发愤所为”、韩愈的“不平则鸣”，最精彩的莫过于作者对于钟嵘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论述，让钟嵘与司马迁和弗洛伊德进行对话，从文学和心理多方面角度对其文学误区的观点进行批判。最后作者在批评的最后引起思考：“否认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
“诗可以怨”出自《论语·阳货》，其中的“怨”侧重于“怨刺上政”，其作用在于针砭时弊、改善社会风气；钱钟书的“诗可以怨”实际上论述的是“怨可以诗”；现如今，我们多用怨组词为“怨恨”、“哀怨”。可见，怨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表现，而非外在表现，怨多与“委屈、凄哀”等同欢愉相对的词对应。
“诗”是潜伏在无意识心理的阴影里的“生”的要求。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谈及“生即是苦闷的象征”，生者进入社会制度，被迫劳动，被迫压制，受到压迫，所以生者需进行反抗，“诗”正是潜意识里的“自我”，欲望的对照，诗也是“怨”的精神外化的形式之一，生者借“诗”宣泄心中之“苦闷”。大至家国情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小至个人哀怨“此情无计可消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其中的情感都是“怨”的宣泄和抒发。
诗的共情作用使读者与作品以及作者产生联系。司马迁认为“诗可以怨”是“死人的防腐溶液”，而钟嵘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安神剂”，虽然他们对于“诗可以怨”的结果看法不同，但是他们都谈及了诗歌的共通点——共情。当读者以作者的作品作为媒介建立与作者的联系时，读者与作品之间产生生命共感，不但找到了情感共鸣点，同时找寻集体的归属感，故而“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的确，“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好的诗”，在文学创作中，情感在作品中显现出来，是推动读者共鸣的内在推动力，巴尔扎克言：“人世间最圆满的，唯有苦难。”正如先生所说，乐的特征是发散的、轻扬的，而忧的特征是凝聚、滞重。再者，当苦痛得到释放时，如弗洛伊德所言不过是“借幻想过瘾”，创作成为作家释放的一种途径；最后，如上所述，苦痛是梦想与现实矛盾的产物。在矛盾中，理性与情感相互交织、相互斗争，从而达到在快乐时难以触及的深度。如此，身体想要恢复平衡，花费的心力远要大于乐。故而“欢愉发而无余、穷苦之言转而不尽。”
然而“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好诗歌”并不意味着“诗只能怨”，快乐同样也能产生共情的作用。事实上，“穷苦之言”在质量上未必比得过“欢愉之词”，辛弃疾自认：“少年不知愁滋味”乃“不病而呻”、“不愤而作”等到“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范成笑陆游是“闭门造愁”，而这些“无病成蚌”恰恰映射更深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而非单一的衡量标准可以决定其水平。
怨和乐共处于矛盾的统一。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以及杜甫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些诗句不是单纯地抒发“怨”，从中我们也体会些许“乐”。怨与乐相互作用，相互衬托。于作者而言，在矛盾的自我消解当中，达到和解；于读者而言，作品的情感变化和复杂的心理活动轨迹使读者加深对作品的代入感，诗因真情而动人。
不仅“诗可以怨”，众多经典的作品的流传和保留证实了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可以“怨”：小说上，中国的《红楼梦》、西方的《俄狄浦斯王》；戏剧上，中国的《梁祝》、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古今中外众多的经典证实人类对于“怨”有着共同的心灵体验和情感机制，悲剧的力量在于每个读者、观者都与作品架构了一个空间，悲剧的“怨”照映了生活的对立面，使读者看到了无意识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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