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烔

阿柳是一个20岁的姑娘,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显得有些死板,镜片背后有神的大眼睛也因此显得黯淡无光,她并不出众,活脱脱一副普通人的模样。
谁也不会知道,她普通的外表底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可就是这个秘密,让她主动放弃了爱的权利。
从小到大,阿柳并不觉得自己跟其他小伙伴儿有什么不一样,她们一起上学,一起爬山,一起疯疯癫癫,拥有着那个年纪专属的无忧无虑。阿柳生性乐观开朗,她也从不会想到,在未来的哪一天里,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童年时期过得丰富多彩,或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玩得太好,以至于把后来的自由都预支了。
阿柳13岁时,还在县里的初中住校,那个时候,学校要求孩子们每天早上集合跑早操,有旷操或者掉队的都会扣掉班级量化积分4分,这是一个班辛苦一周都补不回来的,于是,孩子们都不敢违背。
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阿柳而言,更是不愿将班级荣誉毁在自己手里,毕竟那面流动红旗就挂在离自己不远的墙上,她天天抬头都可以看到,她知道那对整个初二四班来讲,意味着什么。
可就是那么不赶巧,不知是先天就对体育运动有所欠缺,还是那天有些心不在焉,又或者是因冬天的天亮的太晚,在跑去集合的路上,她从第三个台阶迈空了,摔了下去。她清清楚楚的感觉得到那来自筋骨间的伤痛,刹那间如同电流一般席卷全身。
旁边的同学立马围上来,问要不要紧,要不要跟“老班儿”请个假。四班班主任是年级组长,当初分班时,其他班主任都很避讳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只有他没有嫌弃,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分到这个班里的孩子们。
阿柳抬头,看到操场前面的路灯下,班主任正拿着小喇叭站在冬天的冷风中,固执死板的寸头长得有些长了,略有凌乱,正和他一起站在冷风里发抖。
她暗自咬牙,忍住疼痛,不言不语跑到队里,若无其事地跟着队伍围着200米的操场跑了八圈。
这一跑就没再想过要掉队,于是,接下来的几周,每跑一步,都疼痛无比,灼烧至心。
阿柳生在农村,平时小磕小碰也都不放在心上,这次扭伤,她没有去医务室,没有告诉班主任,也没有跟家里讲起,好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毕竟是疼在自己身上的,她不知如何处理,只能常常看看自己的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终于注意到了右脚,随着扭伤的疼痛一天天减轻,可这脚面为什么变得麻木了呢?她甚至恐惧地发现,右脚的某一小部分已经没了感觉。
扭伤过去了,可疼痛却换了种方式存在着。仿佛生怕阿柳不觉得疼了,就忘了照顾自己的脚。
晚自习的时候,当整个班级都安静地翻书学习的时候,谁也不知道,阿柳腿上的痛有多难忍受。
可她是阿柳,她不会夸张的表达,甚至相反地用了一种不露痕迹的方式隐忍着。这一忍,就是两年。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带她去了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给不出说法,说就她自身的情况,没有理由会这样,只建议去市级医院查看,还建议做一个肌电图检查。
父亲低声说:“孩子小时候做过手术,是不是手术影响的?”
“什么手术?”医生问道。
后来的阿柳就听不清了,不过她知道了:自己小时候做过手术。
父母的担虑阿柳看在眼里,那种紧张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仿佛一下子发生了天大的事,母亲也埋怨阿柳为什么不早点说。可阿柳一直说的腿疼,他们却只当做是孩子在长身体而已。
而当这一切到来时,谁都没有做好准备。
阿柳也发觉了什么,她知道,父母可能瞒着自己什么事情。
她忍不住直言问起,母亲愣了一下,说:“是你小时候背上有个小疙瘩,做手术切掉了。”
“哪里?我怎么不知道?”
“傻孩子,就跟胎记一样,又长在背后,你怎么会知道?”
阿柳听着,顺手就抹上了后背最下边,尾椎骨的地方,那里至今还有轻微地凸起,她的手慢慢抚过去的时候,还清楚感觉到那块皮肤很薄,略有不平,跟其他地方的皮肤完全不一样。她想着那里皮肤的模样,那应该很丑吧。
两天后,母亲将一叠钞票递到父亲手里,嘱咐着他不管怎样也得检查好了阿柳这病,说的时候眼眶却已经不听话的泛红了。 一瞬间,阿柳竟有种生离死别的错觉。
那天,父亲和哥哥一起带阿柳去了市医院,化验了血常规,还做了肌电图检查。
而医生给出的结果就是:一切正常。
父亲很高兴,仿佛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他满面笑容地对阿柳说:“我就知道没事。”
还没走出医院,父亲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报了平安。阿柳听到了电话那头母亲激动中抽噎的声音。
回到车站的时候,父亲还买了好几个火烧,那个时候,阿柳家很少去买这些“奢侈品”。她知道,父亲真的很高兴。
是啊,什么比得过平安无事能让人欣慰高兴的呢?
在病痛面前,人就变得卑微起来,平日里的脾气都没了,却又束手无策,只有对医生更加尊敬,求菩萨多些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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