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广播报道,今年过年用微信发红包,比去年增长了7%,创下了历史之最。
想想确实如此,现在无论大人小孩,都擅长此道。
三四十年前,物质十分匮乏,缺衣少穿,粮糖肉布皂,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大人们竞相争取要来这票那票,尽量满足过年所需。
如果有“四大件”,那是一件很“长脸”的事情。这“四大件”也经历了年代的变迁,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大件”是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八十年代,变成了不用上发条的石英手表、洗衣机、冰箱、电视机;九十年代,更发展成电脑、空调、手机和小汽车。所有这一切,为的是体体面面,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不仅仅是炫富,更多的是为了挣足面子,给过年增加些得意的样子。
想当年,我们穿上新衣服,走亲访友时就有了一点荣誉感,体面感。即使簇新鲜亮的外衣里,并不“体面”,甚至打着很多补丁,甚至达不到足够御寒的厚度,嘴唇还是冻得发紫着的,却也不会有人“不知趣”地掀开你的外衣,把“脸面”撕开一个口子。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处在温饱线以下,穿新衣服也只是“年味”的一种。
有一回,一个长辈来家串门,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崭新的2分硬币,分给我们姐弟妹三人当压岁钱。记得我们仨嘴里不说,私底下却欣喜若狂。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我家过了一晚后,从我们仨刚刚捂热的手中要回去那三个铅币,说:压岁钱、压岁钱就是只要把“岁”压一下,完事就好了。记忆中,那三个硬币是硬生生从我们手上拽回去的。
但这只是一小段少时不快的记忆。其余时间,我们过得年味十足。穿新衣换新鞋,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制作木陀螺,学骑自行车,甩放小鞭炮,贴春联,吃沾油腥的年夜饭,以及从沙地埋得很深的地方挖出发红的甘蔗,咝咝地啃咬着。
看,物质匮乏的年代,年味却从来没有短缺过。而如今,连放鞭炮、贴春联这些有仪式感的举动都少了、淡了,剩下的似乎只有大家一起抢红包。
有人问,年味是什么?有人说,年味是有那么一群人,自发地聚在一起,从事一项特别有仪式感的活动。比如贴春联、放鞭炮。如果每家每户在春天的任意哪一天,各自为之,想必也就少了那种“过年”的感觉。
也有的人说,贴春联、放鞭炮、分压岁钱、吃年晚饭,到后来的看春晚,是过年的标配。
比如分压岁钱,常常是大人给未成年人的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压岁钱要用红纸包起来,找一个春节前后的时间点,把孩子叫到跟前,一份一份地给;还要说一番话,比如祝福语,比如殷切期望,表达拳拳之心。
同样,今天的微信抢红包,看上去也是一项更大的集体活动,特点也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热闹地“拼手速”。但是,这电子红包怎么也无法与压岁钱联系起来。要说这是年味,说是吧,甚至比任何年代聚集的人多。
尤其是,上亿元的红包通过“集福”活动,在规定的时间点发出去,那要搁过去,得开多少个“三级干部大会”,才能聚集到这样的“人气”啊?
但是,我们感受到能够砸破脑袋的红包从天而降了吗?闻到了浓浓的“年味”“绕梁三日”了吗?这似乎还挺需要想象力。
我们不再过苦日子,不再在贫困里度日如年,但是物质丰富了,是否一定会损失“精神层面的味道"呢?
看来,对年味的认同与否,可以影响一个人重精神还是重物质。就象过年,注重过年对民俗文化、仪式感的追求,那么相对容易看轻吃了什么大餐收了多少红包,容易对物质抱有淡定的态度,反之亦然。感情也如此,看淡亲情、爱情、人情,心中的虚无也会潜滋暗长,缺乏同情心、同理心,人情变得淡漠,社会也变得世故。
年味即情味,民风即世风。愿所有人这年过得有年味,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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