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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科举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常见主题。 为了能写经义文（ 1756 年后又要学会写律诗），需要相当程度的典籍记诵、古诗文的广泛阅读，以及经年累月的写作训练。这就占用了一个考生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阶段，并成为帝国范围内历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经历，这一点不受方言与地域的差异性影响。
在明末，除了进士以外的科举头衔均已贬值，而到了清代，即便是进士也通常要候缺数年才能被任命为知县或知府——如果他们在进士群体中的资历能熬出头的话。即便如此，生员和举人所积累的地方社会声望、法律特权，以及免除徭役等种种好处，依然令众多出身精英家族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甘愿在科举市场上竞争。
为了在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除了应对外在压力和符合经学教育的要求，还需要考生在精神上保持内在的心理健康。在上述故事中，道家精神顿悟的理想得以传达给一位高度紧张的考生，后者显然已为乡试筹备多年，他在最终揭榜时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而宗教教谕与道德感化不仅是处理科举失利、使考生不至归咎于考试制度的正当排解方式，就连登科也最终会与精神顿悟和情感上的成熟相挂钩。
在决定殿试排名时，考官最初将赵翼列为状元，而王杰则位至探花。但当乾隆皇帝最后过目榜单时，发现王杰来自陕西，陕西在清代尚未出现过状元，而赵翼则来自状元高产的江苏省，乾隆便因此对调了二人的名次，将王杰置于状元之位，而让赵翼屈居探花。基于清代状元历史传统的地方比例，皇帝的干预是合乎政治平衡的。但从王杰所依赖的《易经》算卦与陈宏谋的占卜来看，这一名次的对调在王、陈二人而言不啻命运的正当变数。皇帝的行为恰恰证实了灵界卜筮之灵验
自上古以来，作为官员的文士就天灾的社会作用及其政治影响的话题争论不休。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往往受制于战国时期荀子的论述，或是后世董仲舒对前者的根本性修正——他极具说服力的“贤良三策”，使自己成为西汉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建言者
尽管蒲松龄对名落孙山所导致的愤怒的戏仿描写，才是大多数当下读者的关注点，但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出现在结尾，因为它向科举考生传达了他们最终能够克服困难这一心理暗示。蒲松龄认为对落榜造成情绪低谷的诊断，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其他人而言，都不是科举生活的终局。身心的康复、回归内心平静、找回个人自信才是其终极忠告。在此，蒲松龄明智地告诉了我们，那 99% 的落榜生为何并且如何治愈了他们的身心创伤，并在不久之后重回考场号舍之内，一次又一次地重返竞争。也许他们并不比以前更聪明，但在情绪控制方面却日益强大而成熟，同时也对科举市场的若干运作方式、晚期帝制成就命运的不同出路更为熟稔。
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在长三角地区为那里的年轻人设立新的科举制，其内容宗旨以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基督教义的太平天国真理为基础。而那些停废了明初以来科举官方文士正统（见第十一章）的清末改革家们，实则接手了洪秀全未竟的反叛事业。两者的觉醒其实一脉相承，无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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