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战国那段历史，常常有这样一种疑惑：那个时期的文人士子似乎普遍缺乏一种家国情怀，为了自己的功名和仕途，可以把国家抛在一边，甘心为他国效力，侵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基本遵循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原则，至于货给谁，就看谁愿意买了。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先秦时期，还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那个封建时代，诸侯林立，贵族阶层看重的更多是宗法血缘关系，效忠的是家族和宗主，而不是国家。而作为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君主走马灯似地更换的时代，关心的只是向谁上贡纳税的问题，国家的概念也是十分薄弱的。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国之间的人才流动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就以被称为圣人的孔子为例，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治国理念，期盼着能够得到赏识。在《论语》中记载着孔子说的：“沽之哉！沽之哉！”结果还是卖不出去，穷尽一生也没混个像样的官职，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的遭遇也大同小异。
当然，也有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才华在异国他乡得到施展，实现了功成名就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
像管仲、商鞅、吴起、李斯等都成为中国历史上闪耀的明星。
在古代中国，受到人类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局限，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尤其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最好出路，是把自己兜售给各国的诸侯。如果得到认可，立即就可平步青云，至少可以弄个大夫当当。
其次，卖不到人主，就卖给等而下之的世家，如孟尝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一般所谓卿大夫之流，能够作他们的座上客，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太多国家的概念。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意识形成还是比较早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一直受到推崇和敬仰。
苏武牧羊的故事大家都十分熟悉。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100年的西汉，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匈奴贵族多次威胁利诱，欲使他投降，但他宁死不降。后来匈奴将他迁到北海边牧羊，说什么时候公羊能生小羊，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直到始元六年方才获释回汉。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兵败被俘后，他坐了三年土牢，始终严辞拒绝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这些都是融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民族气节。
我们心中现代国家的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后才逐步形成的。
所以，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我们不能用现代国家的价值观来评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