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是看重他的“人物散文”的。这从他的散文集《午夜的阳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编排即可看出。“人物散文”是排在写景、记游、记事散文之前的，字数也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但“人物散文”的界说我颇为踌躇，因为这类文章不是传统范式的写人散文，虽然有对人物事迹的描叙乃至史实的发掘，但未必以此为重点，而是从此开始言说，既评说古今人物，又抒写心中块垒，实质上是以后者为主的。这就是我这篇短文命题的原因。
首先划分一下李木生散文的人物谱系。有古，有今;有男，有女;多圣地曲阜及周边的人物(这里是李木生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有之外的，如薛涛、萧红、汪曾祺等;一类是人们熟知的，如孔子、李白等，一类则不然，如贾凫西、薛涛等。前者多为描叙、议论，后者则增加了发掘成份。或许，李木生是从熟悉的身边题材写起，渐次向外扩展的。
人们熟知的名人，当然是许多作家学者写过的，如何写出新意，无疑是创作的难题。李木生或以独特的理解，或以亲切的在场的感悟，或以新颖的视角，进行他的言说。比如，历来写孔子及其儒家理论的文章太多了，无论是其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诚如李木生所说：“浩如烟海的关于孔子的论述，不仅湮没了孔子，也将历代读书人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那么如何看清孔子的真面目，说出一己之言?《杏坛》的努力不仅在于写了孔子创办教育的开创意义，对后世的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强调了“布衣教师”的人格，与当权者对抗的独立意志。与鲁迅联系起来思考更见新意。李木生说：“中国有两位堪称伟大的教师，孔子之后，当属鲁迅。”这样的论断听上去或许牵强，但李木生的文章理路是：无论是作为职业教师，还是青年精神导师的鲁迅，都着力于人的解放、青年的成长，这一点不与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相通吗?“有了这个杏坛，我们才可以放心地说：独立自由，顶天立地的人，必将会越来越多，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人的中国，充满着人声的中国的到来。”
在许多篇章中李木生都在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处境，文化人格及形成的原因，与体制的关系等。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除了“学而优则仕”，几乎别无生存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特征之一就是臣对君，下对上。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政治理想，有的只是世俗功利心，做官全为“稻粱谋”，“锦衣玉食”，甚至贪污腐败，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为正义真理献身的理想，只有“臣仆意识”，对权力者的依从和臣附。《在皇帝和山水之间》实在是一个既形象又颇具概括力的好题目。这个词组后的中心词应该是“徘徊”或“浮沉不定”，主语也绝不仅仅是“孔尚任”一人。“皇帝与山水，都与中国知识者结下了难解之缘。”李木生的散文正是对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理想的现代解说。另一半理想呢?只能是“穷则独善其身”，或者“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而“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也反映出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寄情山水，远离官场的污浊，自然是高洁的，但只是内敛的，求美的，自然的，是退缩的人格。其实，“牧民”与“忠君”是一致的，还是为了皇帝。李木生写道：封建传统者，“能将一个颇有棱角、富有生气的生命，揉搓得如同面团一般。”“威风凛然的虎，正在变成媚态十足的猫，翱翔天宇的雄鹰，正在变成逐臭的苍蝇——不然就被封杀”。这就点明了士子们文化人格形成的原因，从而深刻批判了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毒害。
对于持有独立人格，冷静丢掉幻想，毅然与统治者决裂，或虽居庙堂，却坚持公正，为百姓着想的知识分子，李木生的散文则热情歌颂。对孔子、李白、孔尚任是这样，这几位都是曾对统治者抱有幻想的，最终幡然醒悟。对另做“山水”的选择者贾凫西更是这样。这是别一种人物，嬉笑怒骂，刚烈泼辣，似乎本能地恨痛官家，更决绝地反叛，也似乎更有底层民间知识分子的色彩。这个人物在几十年流行的文学史中论述并不多，李木生散文极尽发掘张扬之能事。还有一个做官的晏子，李木生称之为“人味晏子”。人味者，人情味、人道味、人文味是也，不是官味，匪味，血腥味，犬儒味，帮凶帮闲味。按李木生的解释，人味就是普通人朴实洁净的本色，不学坏，不腐败，不专横，不自我标榜和贴金;就是爱护百姓，让百姓快乐;而最基本的标志则是“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发出或表达心声。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类的先进分子知识者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发出和表达心声，第二个层次则是知识分子与百姓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发出或表达心声”。这里，李木生已经从剖析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到呼唤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存空间，进而深化为探讨社会体制和文化建设的层面，其深刻性显而易见。与之相同，李木生另一部著作《人味孔子》，说到写作追求，也是还“一个独立思考，并开中国百家争鸣先河的知识分子”孔子的真面目。
现当代人物，李木生写了女作家萧红、音乐家阿炳、作家汪曾祺、诗人孔孚和食指。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作者写这些人物，是偶然的兴致所致，还是有意的选择?这些人物之间有什么共同性?与书中所写历史人物有何联系?(历史人物中，除薛涛与晏子外，其他八九位都是曲阜、济宁的，或与济宁有关联的;相反，有趣的是，现当代人物则只有孔孚和食指属曲阜、济宁籍，其他几位都属“外籍”。)我认为，共同性的联系就在于知识分子的痛苦和言说。几位现当代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长期遭受痛苦、甚至终生遭受痛苦的(萧红、阿炳)，都是在逆境中追求并部分实现了自由言说者。本质上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汪曾祺，在极左路线的年代里，长期戴着“右派”的桂冠，是缄口的，适逢改革开放的时代，才逐渐释放了人道主义的文学情怀，完成了自由的言说。“真正的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食指的诗歌，艺术性高低或可商榷，但无疑是有文学史意义的，即在一片对领袖、对体制虚假的赞颂喧嚣中，呼喊出一己的乃至一代知青的心声，“在毫无人性的年代，守护住思想的翅膀，独自掘垦生命的激情”。诗人孔孚写的是山水诗，他虽出身孔门，却深感“儒家那一套箍得我们这个民族好紧”，意欲以道家美学呼唤“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心性的自由”。同样的，他经历了比汪曾祺更痛苦的地狱般的右派生活。这样说来，李木生笔下古今人物尽管所处时代、体制不同，但都遭受痛苦，理想压抑和破灭的痛苦，都追求自由的言说，传达时代的呼声和情感，建树健康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古今人物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李木生人物散文的对象选择是有其深沉内在的思想脉络的。
李木生的人物散文思维宏阔，呈大格局。它不是杨朔似的曲径通幽，也不是时下流行的事实加感想的简陋和浅俗，总是在广阔的时空中完成思考与表述。写孔尚任，以孔子、曲阜为背景写，又与同时代的蒲松龄、洪升联想和比较，就不仅使主体深化，而且在思路上呈现纵横捭阖、大起大落的风致。不少篇都会让读者想起“韩潮苏海”的比喻。作者总是能把思考和情感发挥到泼辣奔放淋漓尽致的境地。试举一例。《李白当年生活得好吗?》共分九部分。(《九歌》、《九章》的“九”)首段“蜀地两鹏”以陈子昂诗歌的划时代主义、陈子昂的死亡铺垫，引导李白在文中的出场，开篇不同凡响;二段“欢乐颂”以诗的语言，写李白诗之格调反映了盛唐气象;三段“唐玄宗与李白”的故事，写李白短暂的得意，继而屈辱、痛苦、最后决意离去;四段“明月是我心”，写李白的明月情结和意象。“振动着硕大无朋的翅膀，李白在月光里遨游，毫无障碍地穿行在茫茫的宇宙间，俯察着浩如烟海的人类的历史。”五段“酒中李白”，写李白的放浪形骸和潇洒风流;六段“诗成世界新”，写诗歌成就，“是诗歌的瀑布把他的庸俗、失意、委屈连同痛苦一起荡涤净尽，并让他的生命最终获得了解放”。七段“李白与杜甫”写李杜友谊，自是高山流水的感人情怀;八段“小城(指济宁——引者注)、孔子、李白，”别具只眼地提出：“从长安走出的李白，却一步一步走进了孔子”，是全文乃至全书耐人寻味的思考和发现;九段“李白之死”，尾声，咏叹李白之死的意义。全文洋洋洒洒数万字，是一片文字与情感的海洋，一阕意蕴繁富的交响，时而流淌时而轰鸣，壮阔极了，也华彩极了!由文字依稀可见作者奋笔疾书的神采和气势，他似乎融化在这片炽热绚烂的文字海洋中了……多数文章以记述人物为经，以作者的抒情、议论为纬，对人物的叙述绝非完整，只是为我所用的截取和点染。如《融入山水》，是感悟、解读孔孚，而非泛泛介绍他，是从人物开始言说，或贴近人物言谈，或生发开去言说，并非泥实于人物。当然构思并不雷同，也有另外的构思方式。如《探访呼兰河》，简短的文字，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身游所见，一条是“心游”所想，即对萧红的感悟和怀念，两条线索此起彼伏，有机交织，妙合无痕，读者读到的不全是史实的生活中的萧红，而是作者感情浸泡的萧红，不是完整的生平记录，甚至不是生平片段，而是生平片段的吉光片羽，你于此分辨不出是萧红的思维和语言，还是作者的，就这样完成了一篇如泣如诉的情感之文。《走进阿炳》则如书的《自序》，是散文诗，隐约着《野草》和《画梦录》的神韵，“把我的心捻作你的二胡之弦，如泣如诉地拉奏吧，那上面，正战栗着与你心的和鸣啊!”作家以心去感悟阿炳和音乐，文章以情感起伏变化结构，如优美的诗歌的构思那样。
(作者彭兴奎，济宁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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