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要素。在中国现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下，中央和省级政府并不直接掌握土地，土地供应的一级市场被地级市政府垄断着，其可以单方面制定土地补偿标准，实施强制征地，充当着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角色。
现有文献多从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两个角度对政府热衷土地出让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财税激励主要是由于1994年分税制和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压力迫使地方政府转向增加预算外的收入。此时地方政府就通过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然后再将其转化为建设用地后将使用权出让，从而获得中间的价差。政治晋升激励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官员的晋升不在于赢取选票，而是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和提拔，考核标准和辖区内GDP显著相关（Li and Zhou，2005）。土地作为地方政府垄断的生产要素，自然就成为官员促进经济增长的“利器”。
这篇文献中作者选择将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作为政治周期，因为在中国真正的认识任免权是在上级党组织手中。因此党代会是可以预期的政治事件，是官员集中调整的关键性时间。对于地市级官员来讲，省级党代会可以视为外生的周期性激励。关于“党代会”，Tao（2003）发现，1987年后，中央党代会召开次年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会迅速上升。梅冬州等（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波动与中央党代会密切相关。除了党代会，一些文献还关注地方官员的人事变动，从官员更替和个人特质来研究政府行为的周期性。如徐现祥等（2007）研究发现，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对于地方经济有积极影响。张军和高远（2007）发现官员交流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同时发现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在任期内呈现倒U形。
关于官员更替和党代会的选择考量，作者认为两者具有较大差别。官员对党代会的召开具有准确的预期，清楚知道党代会的召开会伴随着人事上的变动，从而产生规律的周期性决策行为。相比之下，除非任期已满，否则官员对于自己和其他官员的预期能力差。因此官员只能在刚上任时立刻“发力”。此外，官员更替只能研究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影响，而党代会召开的政治周期可以刻画整个政治系统人事变化。这里就会涉及到不仅仅是市委书记、市长还有主管土地、基建、重大项目的副市长、国土局局长、发改委主任等官员。
参考资料：
余靖雯,肖洁,龚六堂.政治周期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J].经济研究,2015,50(02):88-1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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