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感的季节，打喷嚏是罪过。
就算在较为健康的时期，也需要练习几番，才能养成在猝不及防的时候低头颔首，敏锐地找到人最少的方向。身边人一般会礼貌地不予理会，但仍然能感受到其默默的不安。更何况在这种如此敏感的时期。轻声一响，一圈人就用眼神审判了你三秒钟，让我这种胆怯的人很有负罪感，仿佛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情，还在公众场合被抓包了。
办公室的情况更不乐观。门还没推开就能闻到消毒的气味，弥漫着一种易燃的感觉。举目望去都是口罩。拍键盘和喷下属的声音间隙，能隐隐听出努力压抑的咳音，仿佛流行的不是感冒，是喉炎。不同部门的人又多了一个理由减少接触，找人更加难找，被迫依赖于电话、邮件和IM这些可以玩失踪的方法。这让已经受到低出勤率影响的工作效率再受重创。
人心惶惶。能取消和改期的培训和会议都避免举行。小会客室更是被渲染成了毒气室。排队没东西可聊的时候大家就来刷新新闻里头的死亡人数。三两年轻力壮的小伙从几个角度力证我们的大惊小怪。他们指出死亡人群的高龄特点，用和媒体不同的口径对比往年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率，用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学的方法来解释其非突然。他们很快被另外几个怕死的人直呼天真。这完全是政府在疾控上的不作为，他们说，然后就用这套科学外衣的玄幻来洗你们这些小年轻的脑。很快连官方转译病毒的阴谋论都被拿出来开起了玩笑。
自然地，从源头的疫苗有效性，到末端的公共医疗资源之烂，政府把流感爆发的锅稳稳地接住了。他们自己也不省心，没事找事跳出来说再死五百个也在预期之内。本来就僵的官民关系又随着社会平均智商降至新低。于是流感与不民主的选举制度又拉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滑坡推理，民众很喜欢。
以前大疫没有这么复杂。零三年非典爆发，市民们想的都是买口罩，卖白醋，囤板蓝根，卫生署忙着制疫苗，封现场。虽然同样没啥效果，后知后觉反应迟钝还手忙脚乱，可社会的批评声也还是理性地针对效率和机制，对高管的指责也主要针对其行政决定和判断。媒体也更加关心疾病本身。那确实是较为黑暗的时期，那是对死亡的恐惧。
而现在，似乎更多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恐惧。是借题发挥，莫名其妙的针对。从针对键盘的酒精消毒措施，到不知如何评选出来的高危人群，到治疗医院哪家强，再到税金小偷快掏钱给我去看病。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个信号塔。然后就是跟风。其传播速度，似乎并不逊色于感冒本身。
大概感冒亦需要追随时代，才能当之无愧地流行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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