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它是作者1944年6月，奉美国政府之命，为研究美国当时最大的敌人日本，而完成的命题作文，于1946年出版发行。此书读后让我惊讶不已的有两点：一是作者以务实的科学态度，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对日本民族性格分析之精准令人叹服。因为交战的原因，作者缺乏研究样本，又无法亲自前往日本实地考察，这无疑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致命缺陷，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作者广泛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日本的报刋杂志、文学及电影，采访了大量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和有过日本生活经历的美国人，以被拘禁在美国的战时临时安置营的日本人为调查对象，写成了这篇供政府决策的研究报告。她关于日本人以菊与刀为象征的矛盾性格，即其文化的双重性，如温和尚礼与好勇斗狠，极度的自卑与狂妄的自傲，鼎力革新与冥顽不化，绝对服从与桀骜不驯。她的研究成果，为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与改造政策的制定，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可谓功莫大焉。二是日本二战后期在尚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仅凭天皇的一纸投降诏书即完全放弃抵抗，俯首称臣；对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恭敬顺从，变敌为友，无缝衔接，并通过经济腾飞重新站立起来，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团。当然会有人说是迫于美国的原子弹，这应只是表层的诱因，深层次的原因则在文化。作者关于日本人“耻感文化”或许有一定道理，即战后美国对日本给予了必要的尊重，让其保留天皇并自我管理。究其更深层原因是日本人的天皇至上的“忠”文化教育根深蒂固，如川剧变脸般的分裂人格，以及承认失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般的决然转向的勇气。
对于这样一个近邻，我们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在与其二千余年的恩怨情仇交葛的历史中，有过互为老师，有过互为仇敌的过往，也有现在这般爱恨交织的和平共处。身为中国人，除了应当发愤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力外，也应勿忘对邻国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的深入研究，知己知彼，则不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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