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与刑法

亲情与刑法

一、不同的事物

提到亲情，耳畔能响起妈妈喊吃饭声音，眼前有爸爸下棋的样子、兄妹嬉闹的笑脸，自然也有配偶间的相濡以沫。

说起刑法，拘役、死刑、强奸、诈骗、杀人、公安、检察院、枉法裁判、刚正不阿等等概念就会出现在大家脑海中。

看，这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事物，一个温暖热忱、一个冷酷无情；一个自私、一个无私；一个可以无理取闹、一个要有理有据。

二、小小的疑问

那么这两者能够相遇嘛？如果相遇，又会有怎么的故事和道理呢？且让我们来看看这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小故事吧，从中悟出些亲情与刑法的道理！关于这些故事有些家喻户晓、有些可能少有听闻。

潘金莲背着武大郎，与西门庆通奸，后来还用药毒死了武大郎。故事里潘金莲与武大郎是夫妻，这属于亲情，潘金莲又毒杀武大郎，这是杀人，属于刑法，亲情与刑法就这样产生了联系。

既然有了联系，我们不禁要问，亲属间事情，需要刑法来调整嘛？大家也许会理所当然的给出肯定答案，对于“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事儿，刑法不能不管。可是，杀人法律一定会管吗？“猪笼沉塘”的故事大家应该听过，电影《湘女潇潇》里面，寡妇巧绣娘被沉塘，可没见到刑法介入，追究那群杀人者的责任。

在刑法要运用到亲情中时，它会像使用在陌生人间那些，不加区分嘛？当亲情伦理与法律条文出现冲突时，如何抉择呢？

让我们怀揣疑问，继续阅读吧！

亲情需要刑法维护

往往珍惜一种东西，才会更加努力保护它。比如，开着一台心爱的车时，我们会小心翼翼，担心碰着，如果是一台普普通通的火车，我们可能会开的更加大胆一些。亲情也一样，因为我们重视，所需更需要刑法来维护。

北宋曾巩在其作品《秃秃记》一文中，讲到：嘉州司法官孙齐，先娶了一任妻子杜氏，把杜氏留在嘉州生活，后来又背地里取了周氏做妻子，并且跟周氏一起去了四川，还生了个孩子“秃秃”。在四川任职期间，周氏发现孙齐之前已经娶了一个老婆杜氏，就要揭发孙齐，孙齐担心丢官，称“为若（你）出（休）杜氏”，周氏才没去报官。但最终这事儿还是被别的官吏知道了，孙齐丢官被流放濠洲。

在上面这个故事里，国家认可的亲情关系是“一夫一妻多妾”，对结婚后又娶妻的，判处一年流放，所以“有妻子又娶妻”就违反了当时《宋刑统》的规定，所以这里我们清晰看到北宋“刑法”是如何维护“一夫一妻”的亲情关系的。

那么我们看到刑法会介入亲情，维护亲情关系，那么对于“猪笼沉塘”这样的时，偶尔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盖因刑法只是维护亲情的一个工具，除了这个工具之外，封建社会还有其他的工具，比如“家法”“族法”等，刑法并不排斥其他手段。

刑法介入亲情的方式，与多数犯罪相比有其特有特点，即只有在受害人向国家机关要求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才介入追责。现在称之为“告诉才处理”。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一例：黄渐之妻阿朱与和尚妙成通奸，县官将黄渐、妙成各杖三十，并发配阿朱。黄渐上诉，二审主审法官范西堂推翻一审判决，尊重黄渐意愿，不惩处阿朱，对妙成判处徒刑。指导思想就是“奸从夫捕”（类似“告诉才处理”）。

《大清例律.刑律.斗殴下》“妻妾殴夫”条也规定“凡妻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须夫自告乃坐；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也要求“自告”官府才给处理。

现在我国刑法也还是将部分涉亲情犯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主要为“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刑法在介入亲情时，其深度值得注意。就我国现在法律而言，大部分的亲属关系，是由《民法》，尤其是其中《婚姻法》、《继承法》调整，与《刑法》无涉，然在古代《刑法》调整范围明显较大。

拿古代关于婚约的事例来说，《百家公案》里记载了一个关于婚约的故事，商人林百万与张员外为儿女订了娃娃亲，后来林家败落，张家想毁约，让女儿另嫁他人。张员外又不敢直接毁约，就设计企图陷害林百万儿子，后来查明了真相，张员外女儿还是嫁给了林百万儿子。这里张员外之所以不敢毁约，那就是畏惧当时的刑法，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毁者，杖六十”。现在我国对于婚约纠纷仅作为普通民事案由之一对外。

刑法在亲情中的扭曲

在前面咱们提到的《大清例律.刑律.斗殴下》“妻妾殴夫”条中，已规定“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可知面对亲情，刑法执行中，会与“凡人”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亲情中扭曲”。

《春秋决狱》里面，“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儒学大家董仲舒断曰“《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由此为后事司法立下了“亲亲德相首匿”的原则。与对一般人“不得藏匿”的要求截然相反。

根据董仲舒表述，可看到是“宜（应该）匿”，甚至带有一定的道德强制性，这后来这种强制性也被提升到刑法高度。

宋朝著名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笔下曾流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甚惹人喜爱。然而其张汝舟的婚姻却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张汝舟为了钱财与李清照结婚，且屡屡家暴，李清照权衡利弊后，毅然向官府举报了张汝舟科举舞弊之事。然而根据当时法律，妻子举报丈夫，妻子也是有罪的，李清照也被下狱。

我们在举一个决狱时，常人与凡人双标的例子。宋《棠阴比事》记载“李杰买棺”一文，李杰在河南做官时，有寡妇告子不孝，后来查明是寡妇与道士通奸，担心儿子知道，所以想除掉儿子。这里寡妇与道士通奸，又合谋诬告，然而在对寡妇处罚时，依照“父母诬告子孙勿论”处理，对道士则按照“谋杀”未遂定罪，杖一百徒三年。双标明显。

在家庭内部，其实也存在诸多双标现象，举个法律条文以证。《大清例律.刑律.人命》“谋杀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及期轻尊长者，皆斩”，但该条还规定“尊长谋杀婢幼，已行者，各依故杀罪减两等”。论刑区别极大。在如《大清例律.刑律.诉讼》条中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绞。”但“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诬告子孙等，各勿论”。

此外，刑法在亲情中的扭曲，还表现在，亲情突破刑法条文，直接运用于个案。

汉景帝时，有个叫房年的少年，他的继母陈氏杀了他父亲，防年为报父仇，就杀了陈氏，因此下狱。“依律以杀母大逆论”，汉武帝当时还是太子，就认为，“继母如母，但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同，不宜以大逆论。”本案即以普通谋杀定罪，亲情伦理突破了法律明文。

古时，寿州有人杀妻父母兄弟数口，州司认为属于“不道”重罪，依法其妻子应连坐受刑。曹驳认为：杀妻之父母就是义绝，跟妻子已经断绝关系了，不应当连坐其妻。此处，亦是亲情伦理定案，不依法律明文为据。

最后的总结

前文我们主要透过古代的一些案例、天文，窥视了古时亲情与刑法关系的冰山一角。时至今日，亲属间关系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对应的法律条文自然也有很多更改，但是刑法维护亲情，尊重亲情的理念，始终未变，对古代优秀的部分，如“告诉才处理”、“亲亲得相首匿”等，予以了继承，相信在未来，这些优秀文化仍将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