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术与人”的思考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技术本身成为了人类眼中的威胁之一，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也不断的被思考和定义着。但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自从人类诞生之初，技术就已经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始人类通过石斧、石刀等工具来保护自身、在自然中获取食物。随着历史的发展，技术与人类的交往越来越深，人类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来适应自然，建构社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说：“实践是联系主客观之间的桥梁”，而技术，则通过实践从人类的主观世界中脱胎而出，着落于物质世界。

技术是社会的技术，社会决定着技术的发展。某项技术本身的诞生或许与某位科学家的灵光一闪有关，但其发展壮大必定要遵循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体现人类的需求。人类通过政治、经济等因素来制约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因此一项技术之所以会被时代所选择，其背后都有人类社会的政治力量或经济利益的驱动。某项技术的革新会使社会产生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则会使利益（包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配遵循新的规则。例如电视技术与广播技术几乎同时诞生，但电视技术的发展普及却落后广播技术数十年。究其原因，则是广播在战争期间政治宣传、动员方面的巨大优势，吸引了政治力量为其发展增添助力。

而技术的魅力就在于，它在被人类社会决定的同时，也塑造着、影响着人类与人类社会。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技术并不仅仅作为工具参与物质世界的发展，同时它也主动影响着社会的走向。在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里，莎草纸等轻便、易于运输的媒介有利于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从而塑造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而泥板、羊皮纸等易于保存但不利于运输的媒介，就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承，从而促进宗教事业的发展。随着近代的到来，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则进一步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书籍、文字的广泛传播，让人类逐渐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而文字作为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人类的逻辑思维。但是，电视的诞生则使人类的思维方式走向另一个方向——感性思维。电视将信息完全具象化的呈现给人类，人类不需要任何的思考便可接受到画面、声音中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画面与声音中所夹杂的情绪与情感，也不加任何掩饰与过滤的传递到人类脑中。从传播技术的一步步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形态、思维方式的塑造中，可以看出技术并非单纯的手段，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技术有可能脱离人类的掌控，在其自身逻辑的运作下，使人类失去自己的主体性。

不过这并不是说人类在技术面前毫无反抗之力，实践将技术付诸实践，而实践本身受到人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指导。换而言之，人类在应用各种技术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说过：“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因此，如若人失去对技术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座疯狂运作的机器，随时都有解体崩坏的危险，最重要的是，人将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

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脱离创造者的预期进而危害社会的例子并不罕见。诺贝尔发明炸药时，也许并不会想到它大大提升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效率；马克斯·舒施尼发明塑料袋时，也许不会想到百年之后它会给人类带来一场“白色灾难”；中国的“百草枯之父”李德军在发明百草枯的时候更不会预见到，它将成为夺人生命的恶魔。但这些例子并不是说人类无法掌控技术的发展，而是说明：技术与价值观念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很多时候，社会对某项技术缺少价值观念上的思考与引导，而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推动其发展壮大，这就导致此项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没有被充分估量，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但幸运的是，人类已经认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深刻的问题，在面对新世纪的诸多重大技术突破时，人类表现的异常冷静。例如，在面对克隆、基因改造、人工智能等技术时，伦理道德走在了技术发展的前面，人们小心的求证着这些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可能的后果，在一步步开发这些技术，尽可能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限制其在某些敏感领域的发展。

    人类自从诞生之初，就不断挥舞着“技术”这把利剑。随着“技术”不断变得尖锐、锋利的同时，人类本身也通过思想观念的成长而不断成长着。因此，保证价值观念与技术的齐头并进，也许是在技术面前维持人类主体性的唯一方法。毕竟，一个挥舞着利剑的孩童有可能会杀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