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三年（前五六九）冬，晋大夫魏绛盟诸戎。
公元前569年冬，晋国(当时还没有三家分晋)大夫魏绛和北方诸戎（少数民族）结盟。
在这之前两年，也就是前571年，晋国、齐国、宋国、鲁国、卫国、曹国、邾国、滕国、薛国、小邾国在戚地（卫国城邑，在今天的河南濮阳）会盟，研究什么事情呢，各国共同出力建设虎牢关。
虎牢关（虎牢关因周穆王在此圈养猛虎而得名），在黄河和洛河的交叉处，和孟津关、轘辕关、伊阙（龙门，相传大禹治水所凿） 共同拱卫洛阳城(东周王城）。虎牢关是三国时期的重要战场，董卓入主洛阳后，虎牢关成为其军事要塞。《三国演义》中虚构的“三英战吕布”在此发生，虽然这一事件并非历史事实，但虎牢关因此名声大震。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和项羽在此展开多次大规模战争。
北方一众中原国家，为什么建设虎牢关。是因为郑国背叛了晋国，选择亲近楚国，成为中原国家的大患，因为虎牢关地势险峻，所以在这里建设关隘，形成逼迫之势。
根据之前的记载，在这一段时间里，楚国发展比较迅猛，对东周和各诸侯国形成强大的威胁。前584年，楚国出兵陈夏，欲纳夏姬，巫臣谏阻，后来巫臣自己带着夏姬跑到了晋国，巫臣家族被楚国夷灭，巫臣怨楚国，从中作梗，晋楚成仇，这个时候巫臣向晋国献计，出了个狠招，将先进的车战技术带到楚国后方国家的吴国，以牵制楚国，这就说明当时楚国渐强。前606年，楚国伐陆浑地方的戎国，顺便去了洛阳王城，耀兵于周，并问周鼎之大小。
言归正传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绛盟诸戎。
无终戎人的头领嘉父派孟乐到晋国，通过魏绛送给晋国虎豹的毛皮，用来请求晋国同各戎族建立和睦关系。晋悼公说：“戎狄没有亲近的国家而又贪婪，不如征伐他们。”魏绛说：“诸侯刚刚服从了晋国，陈国又是第一次来与我们建立同盟的，他们都要看我们的行动。我们有仁德，诸侯各国就会同我们亲睦;否则，就会背离我们。如果对戎族用兵，而楚国要进攻陈国，我们一定不能去援救，那就是抛弃了陈国。华夏各国也要叛离我们。”
晋悼公说：“那么不如与戎族议和吧?”
魏绛回答说：“与戎族和好有五方面的利益：戎狄在草地上居住，看重财货而轻视土地，我们就可以买他们的土地，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戎后，边疆地区就不再害怕，人民就习惯于在那里的土地上生活，管理田地的官吏就能完成农业生产，这是第二个利益。戎狄都服侍晋国，晋国周边的国家就因此而受到震动，各诸侯国就更慑于晋国的威力而对晋国怀恋，这是第三个利益。用仁德来安抚戎族，将士就不会劳苦，战衣兵器不致损坏，这是第四个利益。以后羿为借鉴，而采用道德法则，远方的人会来，近处的人会安宁，这是第五个利益。请君主考虑吧。”
晋悼公听了很高兴，让魏绛与各戎族订立了盟约。
戎人主动来晋国结盟，并且送来虎豹毛皮以示诚心。但晋悼公一开始说的是，“戎、狄无亲，不如伐之”。那个时代华夷之分的观念还是很强烈的，就像现在的西方国家的制度和其他国家制度的不一样一个道理。不是同一个种族，观念理念不一样，还不如征伐这些少数民族。言语中充满了武断，完全没有考虑利弊，也没有体现做决策的细节，更没有站在政治的高度进行考虑。
但晋国真的是强势的一方吗。这个时候的晋国，近有诸戎的牵制，远有强敌楚国，旁边还有逐渐强大的秦国。你这个时候不细致考虑决定，不去考虑利益，你反而要去谈虚名。
反观大臣魏绛，说出的话就有理有利有节。最主要的是有利。
一、从经贸上考虑，少数民族聚居在草地上，看重财货，轻视土地，而中原民族善于农耕，我们以货易地，发展农业生产，提升经济实力，这是在经济上以强某弱，无形中弱化和同化对方。这句话的基础，源于魏绛对各自情况的熟悉，对少数民族心理状态的精准把握，恰如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有前期的调查研究的。
二、从农业生产发展上考虑，民众安土重迁，历代领导者都强调要与民休息，农业发展要求不侵农时，民心定，才能不荒废农时，才有收获，这样官吏也便于管理农民农业。
三、地缘战略上考虑。诸戎服于晋，就对其他国家形成震慑效应，不管是出于文化上的钦慕还是力量上的慕强，都能达到震慑的效果。
四、从军事上来考虑。以德服人，比以武力服人，更能节约国家实力。还是印证了孙子的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一场战争下来，输赢不论，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耗费的民力物力财力难以计数。
五、政治上来考虑。举了后羿的例子，人主有仁德，将会对其他国家或人民产生吸引力，也就是近悦远来。
这个时候，南有强楚压境，就算是临近的郑国也背叛了，还是实在一点比较好。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大概100年前的楚国。
乙丑，二十有一年（前六五六），齐候、宋公、鲁候、陈候、卫候、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公元前656年，齐、宋、鲁、陈等八国组成联军突然袭击蔡国。蔡国溃败，联军瞬时南下伐楚。军队驻扎在陉地（河南新郑）。楚国遣屈完去盟约。
这个时候楚国本身比较弱小，齐国当时是齐桓公（春秋五霸的首霸），更别说八个诸侯国同时来犯。
楚王觉得自己很委屈，派人去问联军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诸侯和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从而共同辅佐周王室。”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征讨的范围：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周王室的祭祀供不上，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东西，我特来征收贡物；周昭王向南征伐没有返回，我特来查问这件事。
管仲的这段回答，就是强者的思维。搬出开国周王的命令来自正名。具体到原因，那就是应该进贡的包茅没有按时交纳，影响王室的祭祀。实际上还是拔高高度，形成威压。资治通鉴开篇就讲过，“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这是个政治问题，大起来可以很大。
楚国使者回答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供给呢？周昭王南征没有返回，还是请您到水边去问一问吧。）楚国使者的回答表示我们以后按时进贡包茅（南方地区，包茅本就不是什么罕见难得之物，但是是一种对于中央的臣属的表示），但是对于周昭王溺水的事情，他们表示不接锅，而且回答的还很有南方人特有的倔强---还是请您去水边问问。
作为强势一方的齐国管仲，他就能以礼制、名分、理念来发问。这是因为当时的齐国站在力量强大的一方。
弱者没有资格谈礼制、名分、理念、道理，那是强者的专属工具。所以当别人用某种理念来评价你、衡量你、影响你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的明白，这也许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对你施加某种意愿的PUA手段。你可以听，但对自己要有清晰的界定和认知。而在作出某种回答时，也要合理运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老子说，“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数者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圣人恒善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材。”
有没有车辙的痕迹显露，不是衡量一个人驾驶高超的根本；别人找不找到破绽，不是衡量一个人说话好坏的根本；用不用筹策，不是衡量一个人会计算的根本；有没有用门栓来锁门，不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善于关闭的根本。所以人无弃人，物无弃材。同样的，言无弃语。决策和应对、回答的方式，各因其理，不是一成不变。要小心自己的嘴巴，要清楚他人的论说，要把握现实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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