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的夏天,姐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重点高中,利用开学前的假期,来到姥姥家跟我会合。在这之前姐姐陪伴母亲经历了文革中残酷的批斗和游街,饱受“黑五类子女”的政治歧视。姐姐比我大九岁,一直很宠我,姐俩重逢在姥姥家,十分开心。
一天,我和小伙伴们上山搂草。那时不知为何特别缺柴草,连小路都被竹扒子搂得精光锃亮。天近黄昏时我突然发现了一处山坡上柴草特别多!兴奋地捡了很多枯树枝,那比干草可顶烧多了。谁知被看山的社员捉住了。原来那片山地是属于生产大队的财产,个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他看我是个小女孩,又是城里来的不明规矩,也没为难我,让我放下柴赶紧回家去。
我垂头丧气空手往家走,还没到村口,几个孩子冲我喊:“你老师来了!你老师来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一共没上几天学呀!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里,原来是姐姐的老师来了。姥姥和舅舅,正在以高规格接待远方而来的老师。要知道,从姐姐的学校到姥姥家,至少需要一整天的路程,有时甚至中途还要过夜转车。是何原因,让老师亲自来到这偏僻的山村呢?
这位姓陈的老师,是姐姐初三的班主任。他带来了妈妈的一封信,还有姐姐的户口和档案。我迷迷糊糊地知道了,姐姐不能回去上高中了,要正式在这个山村扎根落户,成为农民。
可以想像16岁的姐姐,当时心里受到怎样的冲击!原本是来度假的,这回老师亲自来,一夜之间把你变成了农民,这种下乡方式也够独特的。后来知道,因为母亲的“走资派”身份,学校决定取消姐姐升高中的资格,并“非常负责地”派人亲自把手续送到乡下。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年,姐姐赶上了第一批。
当时没有人知道,后来还有知识青年返城这件事。母亲花了几百块钱,加上姥爷积攒的一些木材,买下了三间房,让姥爷姥姥和姐姐三人住。在这之前,两个老人给四个儿子置办了房子,却没有自己的地方,一直跟小儿子住在一起。这回买下的院子,与小舅家一墙之隔,总算有了自己的窝。
姐姐从小在城里长大,干农话不行 。评工分只能是三分或三分半(男劳力最高十分,女劳力和老人一般六七分),一年下来,她挣的工分还不够 口粮钱。也就是说,如果想分到跟别人一样的粮食,妈妈还要寄钱补交给生产队。
有一年冬天修水库,要从水库底部,把挖出的土石用小推车沿着陡峭的坡道拉到上面,这是相当艰苦的。一个男劳力推车,配一个女劳力拉车。没有人愿意跟姐姐搭伙,因为她看上去就没有劲儿。最后,地主的儿子没资格挑三拣四,只能跟姐姐搭伙。
长大后我回头想:当时的姐姐是否感到过绝望?真的安心一辈子扎根农村吗?花样年华刚开始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吗?做好准备像村里的其他女人一样嫁人?
后来,姐姐像大部分知青一样离开了农村,还幸运地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她见证了那个时代两个特殊的节点。当了两次第一。她1980年生下儿子,又赶上了第一批独生子女,此是后话。
那段当农民的日子,那跌宕的命运和对前途的迷茫,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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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