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日复一日倍感孤独的灵魂。
序
我想我是好得差不多了。
圣诞节前积极购物、和同事互相拥抱、互道祝福，看到窗外肆虐的雪片，不仅不觉凄凉，反而觉得祥和，感觉堆满了白色圣诞的寓意, 关键是这一切感受都貌似真诚地发自内心。
当有人让我说一说孤独及如何处置孤独时，我却还是习惯性地落荒而逃了两天，同时产生了一种大脑的无力感，无力到一准备使劲就晕眩；出于十年以来对自己的逐渐解剖，我明白这种无力感和晕眩感是自我保护机制在工作。
几天后，秉着对完成任务的天生责任感，我终于可以隔着铁门望一望那条被栓在粗链子上毛色黑棕、睁着火红双眼的藏獒 --- 那就是孤独给我留下的印记的一种。
~ 1 ~ 少年
年轻的时候，孤独是一种离经叛道的道具，甚至还常和“灿烂”这个词在一起。有了它，人变得好看起来，现成的例子比如高仓健。因为有了这种人群中“出类拔萃”的味道，感觉特别高级，还是精神上的。
年轻时候，干什么都好看: 一个人旅游，风餐露宿; 一个人上北上广，住地下室…… 没钱也很好看，反而道具更足。没钱了就在当地留下做披萨，有点钱就和一天前还不认识的大江南北孤独背包客喝酒，拖欠点不关痛痒的房钱，时不常手洗一下衣服，一个人喝点咖啡，写几张彩色贴纸，钉在人来人往的客栈。没钱是孤独的加分项，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词叫 “酷”。
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就不那么好看了，而且还很可鄙；孤独不再是扮演英雄的道具，而是沉重的一年十年甚至半生甩不开的担子。
逐渐的，孤独不再是个好词，它暗示着不受人欢迎、社交力差、萎靡无趣、难以融入、无能、失去、和深深的悲伤。没钱不再是加分项，它使孤独更加狼藉。
如果一个人能有钱独自旅游、独自喝红酒、独自看书看电影，独自吃个买一送一的甜筒，那还能障人眼目。
我不知道孤独是什么时候悄悄地跟上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从东施效颦变成了假戏真做。但是肯定的一点，中年开始的时候，形势多少变得不那么乐观起来。
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吃饭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孤独也不能一不留神就变成胖子。
回溯最早关于孤独的记忆，我一下子能想起的是初中的一节语文课上，窗外阳光和煦，照着黑板，老师如平常一样口若悬河，譐譐教导，同学们也毫无异样，而我突然为下课后让谁陪着上厕所而焦虑起来。
14岁的我，正是干什么都觉得自己被全世界聚光关注的年龄，上厕所也不例外。我第一次慌张地意识到能陪我上厕所的女生还真没俩人，而校园把角的厕所如此遥远，一个人走过去，背负着半个年级同学的目光，这突然让我觉得特没勇气。如果屈指可数的这两个半人里再生病一位…… 还有，两年以后，毕业了，各奔东西，到那时我该怎么办，谁陪我上厕所？
其实在整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青春期，以及后来貌似积极向上的青年期，我内心的背景中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茫然感、无目标感、和无处不在的隐隐的孤独感。
几十年以后，我慢慢看过去，好像看到在幼儿园，全托 (一周才回家一次的那种, 现在的称呼是 “寄宿制”，但那时通常只是家长单位附属幼儿园），一个小小的孩子，在夕阳中，蹲在空旷的幼儿园的墙角，不知道该不该象其他孩子一样等着被家长接回家。
可是她模糊地知道，那是一个遥远的期望，只有周六的晚上才能实现。而且回家后的礼拜天，多半是在母亲洗衣服的搓板声，和父亲动不动就朝自己屁股抡的巴掌中度过的。安静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偷偷跑开一会儿，时间以上厕所的合理时间为准，这时候她会来到院里那铺着红色木地板长长的旧走廊，蹲下来，一手抓着绿色的栏杆，一手提拉着一个旧塑料娃娃的头，低头哄着那娃娃，或把她臭揍一通。
其实不回家也不错，幼儿园更自由，当别的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她可以去玩那些白天从来摸不到的小熊照相、医生听诊器和巨型积木，或者趁别人不在，自己尽情扮演胳膊负伤的战士，手端步枪，弓腿腾空跳，落地时侧身倒在假想的血泊中，摆出革命剧中英雄的pose, 心满意足，意淫成功。
早70后的人，父母很多都被下放干校，或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保家卫国四海为家，一般都有一个和父母各种形式分离的婴幼儿期，但这些小悲伤都被继之而来一点不孤单的童年和少年期所冲淡，又被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光荣使命把这些隐隐地感觉压入心底。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是美好灿烂、充满人间温暖的，我们也毫无防备地认为这种温暖会一直延续，永永远远。
我们生活在四合院、大杂院或筒子楼里，这些建筑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私厨私厕，隐私是可耻的。邻居会轮流收电费，互相监督各家有没有使用超过40瓦的灯泡。
邻里之间是互助合作的，最开始大家因为需要大门上锁，而忧愤夜不闭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是这不妨碍大家互相借醋借大葱、下雨前互相收衣服收被子、给吃不上饭的隔壁家孩子（就是我们）煮面条煮鸡蛋，给动手打架的小夫妻劝架做主。我们大都有两三个兄弟姐妹，都是亲的，睡觉挤在一个屋子里，冬天一起往家搬白菜搬蜂窝煤。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我们深信这个大家庭像一个大机器一样，会一直良好地运转，给每个人遮风挡雨，而毛主席就是我们大家庭的大家长，他会如不落的太阳一样永远罩着我们。
我们从小争做螺丝钉和大厦的砖瓦，从来都是集体的一员，懂得为集体的荣誉争光。上课听着邱少云烈火中永生的故事，下课就练习谁的手能在泥土中扒得最久。
在集体中是安全和幸福的，即使损失点小自由小思想，但是可以得到归属感，有归属的人就不孤独。
整个包裹我们青春期和青年期的80、90年代，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中国的金子期、蜜罐期。我们的注意力都被理想占据，尽管这个理想一开始是解放军和科学家，后来变成周润发、三毛和郭靖，但是意义都一样。
理想使我们的目光看向远方，充满希望，不纠结一时一刻的哀伤孤独，即使大踏步地后退也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
1986年百名群星在首体演唱《让世界充满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相信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孤单，我是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种。那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时代，中国正整装待发，日新月异；而我们这一代人都精神抖擞，龙马精神，被 “红高粱”、“一块红布” 搞得特别幸福。
我们活在理想中，虽然我们也说不清那理想是什么，总之就是明天肯定比今天更好，而且那明天在我们的创造和掌控中。
那时，孤独是为赋新词强说的愁。
后来，我想，我们从小的理想 --- “四个现代化”是实现了，虽然这么大一事儿，没有人能明确地说清是哪年哪月实现的。
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们不再有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了，我们也不再是属于哪的砖和瓦了，大家四分五裂，却看起来非常繁荣。
日子越过越好，东西坏了就扔；钱越来越多，空闲越来越少。
陪伴成了珍贵的东西，珍贵得就像中大奖，让人喜极而泣。无缘无故地，我们不愿提供陪伴，也在想请求他人陪伴时，咽掉了很多吐沫，却仍然觉得自己不配。
~ 2 ~ 离开
在中国人还没开始全民为房价而发愁的日子到来之前，我带着自己觉着还挺多的两万美金和将来杀个回马枪的憧憬来到了国外。那时我从没想到，这也开始了我和孤独之间长达十五年，全面持久的重新认识、如影随形、正面交锋、侧面回避、伤亡惨重、险些丧命，直到相安无事、相聚甚欢、喜悦流淌。
而我能感受到的是，留在国内的同龄人和后来人， 也都同一时期以不同表现形式地遭遇着孤独。孤独不再是某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地域的问题，它成了时代 “病“。
不难发现，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在一群人里也孤独，孤独不是没人的问题；穷人孤独，富人也孤独，孤独不是没钱的问题；老人孤独，小屁孩也孤独，孤独不是年龄的问题；单身的人孤独，结婚有孩的常常更孤独，孤独不是有否社会标配的问题。类似的还有: 当群众孤独当官儿也孤独，下雨天孤独天儿晴也孤独，没工作的孤独有工作的也孤独， 孤儿孤独非孤儿也孤独…… 总之，就是 “不吃涮羊肉烦，吃涮羊肉也烦”的架势。
可我相信孤独不是无理取闹闲的没事，虽然它只是一种感觉，虽然感觉可以被认作不客观、无常态、非事实，一言以蔽之 “想太多“，但这对解决问题丝毫没有帮助。
在孤独持之以恒地骚扰下，我慢慢缴枪，慢慢听清，它想要表达的是，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断了。
我真的想不起那是哪个名作家的作品了，当时读到那一段，好久无感的心突然感到一下重击，在绵延的眼泪到来之前，我不能让它太误事。
一个人久了，我的记忆力也似乎越来越有问题，我尽量不去想它，毕业15年时我还能一口气想起全班28对同桌中的20对，现在我对中文词汇和英文拼写都感到困难，需要打字或谷歌确认，更不要说没见过面的人名了。何况在国外，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5个以上的Jenny, Michael 或Emily，一辈子不知道他们的法定名称，而他们也都对我像是梦中人物一样不真实，对一个现实和梦经常交织的人，保持清晰记忆是件不容易的事。
对了，说的是那个作品。我只能说个大意，大意是说，检验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熟悉程度，最高等级是你知道城市里哪个馆子有好吃好喝的，去了后老板和你称兄道弟地干杯，醉了还送你去医院，去了医院你还有N个弟兄等着看你熊样，闹不好医生还是你哥们儿。
我没有，第一个等级，单单知道哪有好吃的，我都没通过。在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国外城市，为了节省生活开支，我已习惯了一个人在家做饭；而在北京那个生活了30年的家乡，我常觉得好多地名都像从远古走来，更不要说知道哪个馆子好吃。
当初的弟兄们都忙着和孩子较劲，开始时我训练自己临时被放鸽子的坚强度，后来就悄悄回悄悄走不再通知弟兄们。
我早就不喝酒了，收拾起来麻烦，何况对身体也不好，孤独的人一定要有个好身体，因为没人给你收摊儿。
很久以来，只有飞机在大西洋上飞的时候我是有归属的，我归属地球。
最初来到国外的时候，我底气十足，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后来我才知道，这底气来自于呆在一个叫做“家乡”的城市的那种不知不觉的熟悉感: 出了门你知道至少3条去天安门的换乘路线；辞了职你笃信一个大学毕业的怎么也能找个写字楼工作，而不会一下子就沦为刷碗的；大街上有谁对你出言不逊你能一个磕巴不打地把他怂回去；没带钱立马能打电话找个弟兄把你送回家或去个姐们儿家蹭饭。
当然，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前心里多少是惴惴不安的，但好在那时是两个人一起。
记得出国前的一个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我和前夫就穿着趿拉板上了长安街，足足走了9个小时，算作是和这座城市告别。
回家前，楼下的早点铺子刚开门，我们就在那吃了油条。五点不到，一起吃早点的还有几个民工，我看着他们，问前夫，我们出国后会不会像他们一样，特别孤单，特别凄惨？他说不会，因为你有---理想。
上飞机前，我又问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他说，有我的地方就有家，我们以后会有很多的家。
出国后，我们这两个本该相依为命的人在大半年后就分开了。
很多出国的男人都有很大落差，多年因找不到事业方向而郁郁寡欢，这基本是出国离婚的首要原因。而我们不是，原因是复杂不明的，也是不再重要的。
我似乎没有时间哀伤，最重要的是怎样尽快地把离学校地段较远的一室一厅的厅租出去，否则我用不了两三个月也只能睡大街了，另外就是使劲学习，保持全职学生的身份，好领到聊胜于无的助学金。生存在我30年的生命里第一次变得比所有一切情感都重要。
我无暇感受这种九年后由两个人变为一个人的孤独，只是发现自己常常走神，坐错车。国外的公交车是没有固定站名的，要下车了就拉一拉车窗上的线，通知司机。我常常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惊醒，一身冷汗，匆忙拉线下车，被公交车甩下，茫然不知自己在哪里，只有周围两侧堆得半人高的雪堆，中间由铲雪车铲出的一条银光闪闪的路。
显然，我没有可打电话的弟兄，也没有可蹭饭的姐们，我花不起打车的钱，即使花得起，我也很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叫车，除非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号码，能够在千篇一律只有加油站而没有其它路标的路口清楚地告诉他们你的定位，还得惴惴不安地等待一个印度或黑人司机说着你或许能猜懂的英语而不是法语，奉公守法地把你送回家。
我能做的就是用一切办法找到能原路返回的路线，好像小时候读的《格林童话》中被女巫带走的女孩，在黑暗中撒下面包屑作为找到回家的路的记号。
到家前习惯性地找自己家的窗户，窗户里的那盏灯再也不亮了，没有谁再等你了......
这使我后来养成听耳机的习惯，一边听耳机一边盯着脚底下，不再去寻找窗户。我的很多其它习惯也产生了变化，比如，从此我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独占一张床，免得有一天再次被迫独眠时要在噩梦中哭醒。
还有，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我不再寻找那些暗藏在角落中异常安静的单独桌椅，不知为什么，坐到那些单独角落我就开始心慌出汗，那种过度的安静，好像用扩音器扩大了每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使我心脏的跳动更加如战鼓轰鸣。
我必须坐到窗户前能看到大街的、至少有6个人的大桌子上，最好能听到英语聊天的声音，时不常我可以关注他们在做什么，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我有一种被抚慰的温暖。
我知道我必须每天完成70页的阅读以保证课业跟上进度。世人摆脱孤独的良药就是让自己忙起来，我不需要给自己找事就已经忙得屁股不能从椅子上离开了，可是我发现忙碌和摆脱孤独没有半毛关系。我的眼睛在某个段落来回扫动20多遍，而大脑完全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有时候我看着窗外的雪片，天越来越暗，心越来越慌，急切地寻找着它该所属的地方。
我想我不需要急着回家，我可以在图书馆呆到半夜12点，反正在哪也变不多一个人。我又把眼睛移回书本，我不知道看雪片前我读到了哪里。
~ 3 ~ 归属
我走在空荡荡市中心应该是最热闹的联合车站，这里是地铁和火车的换乘中心站。下班的高峰已过，居然二百米的候车大厅空无一人，我的心好像在嗓子眼儿咽不下去，靴子嗒嗒地踏在地砖上，每敲一下就好像在我空无内脏的身体里回荡一遍。
我在联合车站独自游荡的那年，一个住在同一城市患孤独症的本地老外写了一本《孤独，怎么了》。多年后我看到那段，心有戚戚地就好像看到自己。
她常在周五下班后，离开市中心的办公楼到附近的星巴克喝杯薄荷茶，再到廉价衣服店逛一圈，然后站在离我一站之遥的国王车站地铁入口的铁栏杆外，看人潮涌入地下，猜测他们如何度过周末，看他们步伐轻松，和朋友谈论家人，吵着要去城的另一端看父母、姐妹、或男友；直到几个小时后，人越来越少，然后再追寻人流，一路向北，买上几个小时的人流时间。
连本地长大的老外也不过如此，我这外来户更得好好调整心态。
我张望车站的大玻璃外的市中心错综的铁道和密集的大楼的灯光，他们让我踏实了很多。
一切密集的、拥挤的、喋喋不休的都让我有安全感。
这种绝望感和安全感共同出现的感受，让我觉得自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真是高明啊，她懂得即使是想象中的场景也会向你的身体传递真实的感受信息。
我看着窗外的孤冷的灯光，把它们假想成北京三元桥的路灯，远处的灯是地坛公园外，87年的北京，地坛西门外还是条窄街，冬天路灯昏黄，好多摆地摊的，路边的树全都刷着白石灰，枝杈映在深蓝色的夜幕中闪着银光，自行车和大公交彼此抢路，104、108路电车呲呲地刹车进站，人们跳下车，闻到的是烤白薯的香气......
在这座世界前十名的外国都市里，地铁只有两三条线。交通的不便让人们彼此疏远，过长的冬天让很多人都抑郁，但他们不得不各自为战，不知道身边其实有这么多战友。大家都很好地掩饰起来，争取做到人前积极礼貌，没有异样。
十分钟以后，一列地铁开过来，我找了个座坐下。下一站可能是某个演出散场，车厢里涌进来不少人，欢声笑语。我周围的座位立刻被坐满，我的膝盖还被旁边的人挤在一起，我突然觉得特幸福，满足得笑起来。想起在国内挤车，大家 “一二三“ 喊着口号把人推进车门，勉强把门关上，大家都松了口气，车缓缓前行......
每到 “十一”， 国内的几位密友会善解人意地给我发来长城故宫泰山黄山张家界那些人挤得如蚂蚁一般的壮观照片，我觉得深感安慰、无限向往。那种人和人之间没有界限、没有礼貌距离的感觉可真幸福，同时我又觉得自己堕落到幸福感就是被挤，真是可鄙。
地铁一路向北，越往北下车的人越多，留下的人越少。地铁里没信号，人们或睡觉或呆若木鸡地彼此打量。
在下一个大换乘站，我下了车，还有一小段换乘，这个车站常有一些卖艺的外国人。
在我等车的时候，一段手风琴的旋律传来，特别熟悉。我搜肠刮肚地想这是什么曲子，沿着音乐的声音寻去，看到的是一个金棕色头发的老外，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产生幻觉了，这种地方你要说萨克斯我信，怎么是手风琴呢？直到曲子快拉完的时候，我才想起歌词，居然是 “青藏高原”！
我从青藏高原回归人间已经三年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往，好像每一次离开一个地方都在潜意识地逃跑。
在青藏高原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奔波几百公里，睡在不同的床上，被美景和豪情刺激，像毒品一样。然后发现维持兴奋的神经，需要更多的刺激，更美的景色。
可有多少折腾就有多少代价，我最终要回到这座国外的城市老老实实靠劳动生存。我每天把几万行的数据拷贝粘贴几百次，和同事每天只说两句话 “good morning” 和 “good night”, 他们之间也是如此。我细心探究他们如何能把十年以来千篇一律的对话说得如此真诚，同时我也十分害怕自己的未来十年就和他们一模一样。
每天下午三点半，单位里第一批下班的同事就在身后和我道“good night”了。四点整，我开始心慌、出汗、发抖，打着键盘的手，越来越想抓住一个人，期望这个人能拥我入怀。
多年后，我把它称为“等家长来接”恐慌症。
有时候，为了平息我的心跳频率，我必须从资本家的工作场所，溜号到大街上，茫然地深深吸几口空气，看着回家的人潮渐渐从各处涌入主街，他们目的地明确的样子让我心痛。
我从头到尾翻着我的电话本，希望里面侥幸可以找到一个名字供我求救。有时候真有那么一个落网之鱼，电话通了，我立刻粉饰太平，“好久没见，我挺好，你好吗？”
我不知不觉来到那个拉手风琴的老外旁边，他虽然没落却眉目清秀，只是眼旁有不少皱纹，岁数应该四十多。 强烈的好奇使我冲破腼腆，我问他是否去过西藏，他居然用中文回答 “没有，但是很喜欢这首歌”。
他名字叫戈登，和室友同住，希望能去中国，还看透了什么似的跟我说“会好起来的”。我突然有一种特别混合的复杂心情，至少有十种以上的冲突感受，可是我无法把它们用词语定义出来。其中的两种，是绝望和安慰。绝望的是，一个语言通顺四肢健全长得还不赖的本地人，尚且在年近半百时与人合租，没有家人子女，使我深感兔死狐悲；安慰的是，即便都街头卖艺了，人家还想着青藏高原呢，我好好一个预备国际注册会计师，一孤独就腿软了，显然是意志脆弱。
那天我发现，无论在怎样的绝境下，都隐隐约约有一双安慰的手，它也许不是来自你熟悉的文化，不是来自亲人，但是只要你允许它发生，你就会觉得好一些了，又可以往前走一段了。
我从小没离开过家，像红军小鬼向往延安一样向往远方。我在家的时候，父母总在远方，而父母回家了，我又惦记着离他们远点，越自由越好。可是世上的事都是好赖搭配，自由大发了，肯定得搭配孤独。
我从没设计过要永远离开家，离开北京，可不知不觉温水煮青蛙地，我们在看似没人强迫的情况下，被一种严格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制，像个顽固的膏药似的贴在异国他乡，揭不下来，一揭总得带点血肉下来。
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移民，以亚洲人特有优势的长青脸蛋，混在当地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里，一点儿不显得突兀。等我毕业了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到了国内所有招聘启事截止的上限年龄。回国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应该被归在哪个年龄组里，亲戚告诉我，你这样的，从今就算中老年了。
由于归属感的错乱，我又落单了。
我必须在两个国家对年龄的不同看法中随时变换对自己的定位，我必须老气横秋又生机勃勃。我一方面刚刚艰难地在国外开始自己的第一份职业，另一方面又忧心忡忡地规划自己应该在哪里和谁一起养老。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论在哪儿都是个异类，尽管别人看不出来，因为我一回国就游刃有余地不看红绿灯过马路，一到国外就老谋深算地停牌前停够三秒，我在哪儿都表现得像个适应环境的良好公民，可是我内心知道一个失去祖国的人是多么孤单没落，翻了十倍的房价也使我失去了故乡，我不愿谈及哪里是曹营哪里是汉，我能做的只能是扩大自己的包容力。我必须学会包容所有特殊的日子带来的特殊孤独感 ，学会咬文嚼字说一口不带 “儿“话音没有臭贫嫌疑为普罗大众接受的礼貌标准普通话和商务英语。
~ 4 ~ 节日
圣诞节前，同事们的问候都是你的节日大采购怎么样了，今年轮到去妈妈家还是弟弟家吃家庭圣诞大餐，和老公老婆准备去哪个海岛度假，侦察孩子向圣诞老人要什么礼物有多烦恼等等。11月中旬开始，广场上和商场里就有白色、蓝色、绿色、紫色、金色、红色、彩色的各种高矮的圣诞树矗立起来，商店里是减价减价再减价，电台里24小时播送传统欢快的圣诞歌曲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Santa Clause is coming to town…”（你最好留神，你最好别哭…圣诞老人正进城来…）, 居民区的房子全布置得如童话世界，松枝红丝带结成的花环装扮在每一家的入口。
我独自一人等车的时候，眼前出其不料地就从一辆大Van (加长面包车)下来一队人马，包括三四个孩子，手揣礼品盒和红酒，来到一个扎着松枝红丝带的门前，另一群人打开门，通常包括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大家彼此拥抱亲吻，聒噪一番。
每当这时，我就愿我至少有四个以上的亲生兄弟姐妹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虽然我们不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要说兄弟姐妹我还是有几个的，可是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世界的四个地方，十几年没见的姐姐第一次给我打跨洋电话是为了传销…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就是一大毒草，如果该死的王维没写过这句诗，我们或许还能过得正能量点儿。这种过节孤独恐惧症是慢性的，像和平演变一样，润物细无声，等到你认识到的时候，已经难以回到从前。
我记得刚出国的第一个圣诞特别新鲜快乐，那时我、前夫和小城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汇集在一个法语班里。小城安静友好，学法语有补助，全勤的话一个月$420，这笔钱可以使我们如呀呀学语的婴儿一样没有后顾之忧。下了学看到马路上的招牌，如刚学会认字的小学生一样兴奋，“玲子，看，这个字念 ‘洗’，’洗车’”。
圣诞节前夕，长得像圣诞老人一样的慈祥老师天天给我们发棒棒糖。我们班80%是中国人，为了布置教室，大家挥动剪刀使出吃奶的劲从记忆深处搜出很多窗花的剪法，又不约而同使用全国中学生新年装饰教室的统一方法用彩色皱纹纸把白炽灯管裹了起来，还折了好多八岁手工课上学的小燕子，画了不少小学五年级给同学做贺卡时练的铁臂阿童木，招惹得隔壁南美班和中东班的法语同学艳羡不已，不明白窗花剪出来为什么都能连在一起，阿童木为什么能做到一笔画。他们哪是个儿啊，这得是在集体主义大家庭里呆过的人才会的手艺!
圣诞节联欢会，省里的所有法语学生欢聚一堂，我第一次吃到了蘸着梅子酱的火鸡，我们全班大言不惭地上台用中文齐唱了一首 “茉莉花“，使得学校觉得这一学期的补助算是白发了。
一周的圣诞假期，小城的中国同胞纷纷在各家聚餐。玲子家肯定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火锅，小半年我在她家就没吃过别的。每个礼拜一的法语对话练习，助教挨个问我们昨天吃什么了，每人的回答都是 “fondue chinois (中国火锅)“，最后搞得他很好奇，铁了心要去中国城买火锅的食材，我们告他去”一六八（一路发）“ 都搞定。下个周一，他无辜地说，他去了，168号根本不是中国商店!全场笑喷，”一六八“ 是超市的名字啊，谁说是街道号啦！
那个圣诞假期，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赌博”活动，上海小胖给我们每家发了一把一分硬币，目的是搞清赌场（小城的唯一娱乐场所）的 “二十一点” 到底有没有作弊。不到半年，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桂林、内蒙古、长春、江西的新来户就熟得和亲兄弟似的。
转眼年过了，新学期开始了，新的生活都在大城市里。一帮弟兄帮我们把一堆二手家具和七七八八垃圾日捡来的旧家伙什儿，冒着大雪搬上一辆私人拖车后。
我永远忘不了，我坐在启动的车上，看他们在旧房子的走廊下，一字排开，质朴笨拙，沉默腼腆，频频招手，大多数人我再也没见过。
从那以后，每两三年我的朋友圈就有一次大分别、大洗牌，这在国外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玲子在她老公代笔写作业的帮助下顺利拿到硕士学位，练了一年跳蚤市场的摊儿，卖那种中学生特时髦的腰在屁股下的牛仔裤，之后毅然决然地回了上海。
阿少常说，苟富贵勿相忘，他总向都是穷学生的我们显摆他寿司店的收入，我吃了他不少蛤蜊煲、清蒸鲈鱼、干炒牛河、美容壮骨汤，考试季他一个电话我就乖乖地帮他网上答题，公交罢工的日子我们一堆人就在他的小屋打地铺，一毕业，阿少扔掉了装不下箱子的几双新皮鞋，归心似箭地回到了广东，去帮他老妈实现拿身份生二胎的规划。
小妍随老公去了加州，再战博士帽；老范到北部挖油去了，算账的本事算是白学了；大伟跟五六家兄弟和嫂子们去了西部新兴城市，周末组织了一篮球队，从此人瘦了好多；小沈阳给我做了法式吐司，和我在大街上挥泪告别后，我再想去看她，她莫名其妙地把我骂了一通，这辈子断了交，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公去法国读书了，都是孤独搞的，再想找她，她已经不知下落了；Michael开大货去了，一时半会儿闹不清他在哪；Alice说她从没在一个城市少过男朋友，而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大都市，貌美如她也无人问津，她后来和第三任丈夫生活在纽约；小何孤身去越南宣教了； “转氨酶”也去了大西洋畔的修道院。
更多的朋友生孩子了，从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
落单后，有时候我会上网找一些陌生人团体玩“杀人”游戏，但很多圣诞我都是在教堂或教会度过的。
中国人教会中，圣诞夜各家各户都会带来拿手菜，美中不足是到嘴时都凉了。聚完餐，我会和很多不认识的人唱一首歌“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我一边把这首歌唱得尽量真情流露，一边觉得尴尬，人家一家老小一看就是一家人，我怎么看怎么像个借宿的。
有一次，旁边的一位姐妹真的就一边唱一边把我抱进怀里，我在那一刻是久违了的平安，真想有人就这样一直把我抱下去。聚餐过后是讲道，大意是说，这个世界，末世已近，充满危险，唯有信主，才是正道。我常常中途逃走，可逃走后我又无处可去，连咖啡店都关门了。有一段日子，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教会，我不敢离开那里，就像小时候不敢离开班集体，我深怕那大能的耶和华看穿我七年以来为了躲避孤独混进教会的私心。
在另一些盛名的大教堂前，我忍不住再次流连，我很喜欢看教堂里的圣诞红，还有金色的水晶球，午夜弥撒和唱诗都让人觉得温暖。很多流浪汉聚集在教堂门口，在冷风白雪中为来宾开门；中产人家都穿着正式高贵，和神父台上台下严丝合缝地附和，全场口径统一庄严。
圣诞节，只要你混进教堂，就可以解下孤独的可鄙外衣，坚持一天两夜，boxing day (12月26日) 便又可以溜进满街买买买的队伍里，节就算过完了。
后来我才知道，节日的光鲜外表下，孤独症爆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只是没人说罢了。
第一次隐隐有这个发现，是一个新年的前夜。学校过去一条街，就是全国著名的酒吧街。我常常在长明的夏季傍晚，偷窥这里的声色犬马，看着加长的卡迪拉克上坐着激动的新人，或是穿着婚纱就要嫁人的姑娘，和一群女伴昂首走过，像撒钱一样向路人撒套套。
我一直渴望有一个同伴，和我一起坐在那开着奔放花朵的酒吧露台，欢快地端着酒杯，俯视这资本主义的腐败。可是我那时还只是一个穷学生，喝的咖啡的等级都还是便利店的，还无福消费酒精饮料。
话说那个新年夜，我已经毕业两年了，我终于有钱可以来到Thursday’s 那五彩的大转盘上，和世界人民一起，扭动腰肢，挥洒那已经不剩的青春。
新年倒数的那十秒里，舞厅里忽明忽暗的彩灯把我周围的每一张陌生的脸定型，就像在显影液下显出的照片，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很多情侣相拥而吻，场面感人。没有情侣的，像我，早在两个小时前就找好了临时小帅哥。在最后“零“到来的那一刻，随着之前一秒的黑暗，整个舞厅万丈金光，流光溢彩，人们都激动而满足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祝福、拥抱、亲吻。而我注意到人群中有三五张不同肤色的脸，异常没落孤寂，他们眼神空洞失望，嘴唇紧闭，就好像股市收市前无可挽回地一败涂地。他们像石像一样种在欢呼的人群中。
我感觉我终于找到了盟友，尽管我没有办法和他们的生活产生交集，但仅仅是这一发现，仅仅是知道他们的存在，就已经是个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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