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姆奶奶

门，被推开了，奶奶挎着包裹进了屋。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缓过神来。突然，弟弟们哭喊着，疯了似地扑上前去，死死抱住了奶奶。奶奶流着眼泪，把我们一个个搂到了怀里。

她就是我们的保姆奶奶。那一年，我十三岁。

我六岁那年，经父亲同事介绍，奶奶来到家里当起了保姆。记得奶奶刚来的时候，胳膊上挎着的也是这样一个包裹。父亲让我们管她叫奶奶。我很好奇，这个奶奶怎么和姥姥不一样呢？姥姥的发髻是盘在头顶的，奶奶却是绕在后脑勺；姥姥衣服是长袍子，奶奶穿的却是蓝士林布的短便服，裤脚还裹着绑腿；姥姥和父母说话是嘀哩嘟噜的，奶奶说话却和左邻右舍一个样。

那时候我们住在西馆舍，和刘大伯住对门。每天出来进去的，奶奶很快就和刘家混熟了。“啧啧啧，你看看对门的孩子，一个个名字是怎么起的，除了鸡燕就是鸭鹅的。就一个男孩儿，还叫什么一夫，真是没文化。”奶奶的话，把父母都给逗乐了。其实，刘大伯才是个文化人呢，他女孩子一大帮，名字个个都不俗。大哥叫一夫，姐妹依次叫洪姬、洪妍、洪娜、洪娥。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误把姬、研、娜、娥当成鸡、燕、鸭、鹅了。奶奶嫌我们的达斡尔名字绕口，不管三七二十一，挨个儿给我们起了代号。我叫“丫蛋儿”，哥哥叫“大小子”，小庆是“二小子”，“小三”、“小四”和“小五”的名字也跟着应运而生。“丫蛋”这个名字真难听，我多次向奶奶提出抗议，又向父母告状，但都没有结果。后来，他们竟也随着奶奶叫了起来。

奶奶月工资当时是23·5元，她很知足。奶奶常说：“一毛钱可以买一尺布，八分钱能买一斤小米，二分钱也能买一盒火柴，五毛钱就能给全家人改善一顿伙食了。”几十年来，奶奶的工资几乎都接济了家人，缓解了她们家人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自从姥姥从莫旗来阿荣居住以后，在我家生活了五六年的奶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奶奶这次重返我家，距她离开还不到一年。奶奶是有备而来的。她听说我父亲被关押，母亲被隔离审查，担心我们姐弟几个没人照顾，就不顾家人劝阻，急三火四地来到了我们身边。奶奶很快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掌起了家门，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不再挨饿了，给父母送去的饭菜质量也比以前好了许多，屋子里又能听到我们兄弟姐妹的笑声了。

那些造反派并不消停，常常来我家动员奶奶让她揭发父母亲的罪状。

“你在他家是不是受尽了虐待啊？听说你每次回家以后，他们都在家偷偷煮牛羊肉吃。”

奶奶瞪着眼睛回答：“这就对啦，我根本就不吃牛羊肉！我走了他们不吃，还等着我回来膻腥我啊？”

“那你现在没有工资，白白给他们干活，这不是剥削你吗？”

“你倒是把工资给他们两口子发回来啊，这样我不就有钱花了吗？”奶奶话说得硬气，因为她是贫农，倒也没人敢惹她。

“他们家是‘内人党’，是共产党的敌人，你赶紧离开他们家吧。”邻居善意地劝着奶奶。奶奶立刻就跟人家吵吵起来：“过去光听说打中国的是小日本！我就根本没听说还有什么‘内人党’、‘外人党’的！”“再说了，我走了，孩子怎么办？你们能管吗？”

特定的环境，不仅锤炼着人们的坚强性格，更检验着一个人的内在品质。 现在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那个年代许许多多违背人性的行为。那时候，各级组织乃至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去揭发他人。信任，成了那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而奶奶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她一颗水晶般透亮明澈的心。“文革”期间的患难与共，让奶奶与我家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的她，成了我们的亲奶奶。

父亲“解放”出来恢复原职后，免不了有人到家里串门儿。奶奶开始还回避，时间长了，奶奶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偶尔还听他们聊聊天。后来，奶奶还趁父亲不在家，竟为求情说事的“号起脉”来：事情成与不成，奶奶先说出意见，有悖原则的，她就作主直接退回去；奶奶若是觉得人可怜、估摸事情可以办的，则把事情接过来，过后转交给父亲。为此，奶奶没少被父亲责怪，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她就又开始“履职”了。

奶奶的“威风”日渐增长，她常年扎一个蓝围裙，烧火棍也不离手了。邻居吵架找奶奶评判，奶奶连围裙都不解，拿起烧火棍子在邻里面前一站，理亏的马上就道歉。有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吵嘴，奶奶不由分说抄起烧火棍子就打哥哥——谁让他是大小子呢。有时候，父母亲拌嘴，奶奶也总是站在母亲这边，大声训斥着父亲。

奶奶的权威不仅是父母亲帮着树立起来的，更是她自己赢来的。奶奶操持家务真是没得说，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我家的日子仍然被奶奶调理得有滋有味。凡是不沾水的盛具，奶奶都用捣碎的纸浆在模具上压成形，并且仔细糊好，这样一来既干净又隔潮。那时候，家里每年都要杀一口年猪，常年见荤腥。想吃炒鸡蛋，去鸡窝掏几个鸡蛋回来。玉米碴子粥端在饭桌上，总是有咸鸭蛋和几个小咸菜摆在旁边。手擀面、玉米面发糕、土豆馍馍、糖酥饼是奶奶最拿手的厨艺。我们常常围坐在餐桌旁，大快朵颐地享受着奶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后来，奶奶几乎不回自己家过年了，偶尔回去，也只是串门一般，住个一宿两宿的，回来的时候总是大包小裹的拎一些土特产。奶奶孙女珍姐告诉我说，奶奶回家似乎什么都看不惯，一边骂着她的儿孙，一边夸赞我们家人，气得她和兄弟姊妹不知如何回应奶奶才好。

1974年，奶奶的大孙子臣哥当兵复原后，分到了千里之外的加格达奇铁路工作，随即，奶奶家人也都跟着搬去了。奶奶没去，因为十五年的朝夕相处，奶奶已然把这边当成了自己家。这期间，臣哥回来找过奶奶，想把她接回加格达奇帮助照看重孙儿。父亲直接了当地拒绝了臣哥，他说：“我这么大的岁数了，你跟我抢啥？你奶奶不能过去！这里，就是你奶奶的家！”

奶奶渐渐老了，尽管这边有珍姐，但是奶奶还会经常望着远方发呆。奶奶的孙儿小君和小三过来住了很长时间，苦口婆心地劝奶奶回加格达奇，理由非常充足：什么奶奶年事已高，不能再在外面当保姆，应该落叶归根了；什么家人怕落下不孝的骂名，人所不齿了；什么奶奶百年之后可以在那边土葬了等等。奶奶掂量再三，终于和他们回到了加格达奇，那是1983年的深秋时节。

我们已经习惯了身边有奶奶的日子。奶奶走了之后，家里似乎缺了点什么。珍姐说，奶奶在那边呆不惯，她想这边的孙儿辈、重孙辈的孩子们。转过年来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与大弟小庆带着父母亲的重托，坐了一宿火车去加格达奇想把奶奶接回来。奶奶犹豫着，终究没有回来。她悄悄跟我说：“你是嫁出去的姑娘，你不能代表父母亲来接我。”没过多长时间，母亲领着儿媳玉玲，抱着三岁的孙子小亮，再次踏上了接奶奶回家的行程。妈妈许诺，奶奶百年之后，一定保证她土葬，不必担心火葬的问题。

奶奶终于回来了，75岁高龄的奶奶住进了孙儿小庆家。奶奶干不动活了，含饴弄孙外加管点闲事，却也让她享受到了晚年乐趣。奶奶说，玉玲的姑娘是立生的，就叫小丽吧。小燕儿的姑娘是冬天生的，就叫冬梅吧。奶奶不给我的女儿起名，她说我们是外姓人。

为了打消奶奶的后顾之忧，爸爸还真地的准备了料板。奶奶过目后，料板就被送到了乡下舅爷家，她悬着的心也算落地了。后来珍姐告诉我，父亲为奶奶准备的料板，一次次地被村里人占用，他前后共准备了五副料板呢。

春节期间，新调来的旗委书记来看望奶奶，听奶奶一口辽宁开原的口音，就冲着时任副书记的父亲说：“你从莫旗调过来这么多年了，这汉话说的，怎么还不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母亲呢？”父亲笑了，奶奶也笑了，我们全家人都笑了。

1992年春天，82岁的奶奶糊涂了，常常叨咕一些没人听得懂的话，不是把小丽喊成冬梅，就是把屎尿拉在炕上。弟媳玉玲精心伺候着奶奶，父母也每天都来看望陪护。后来，玉玲索性请假在家专门伺候了奶奶20多天。珍姐着急了，就和父亲商量要把奶奶送回加格达奇去。“大爷，奶奶在你们家呆了32年，该享的福也享着了，你们为奶奶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大爷帮我落了城镇户口，又给我安排了工作，我爹办不到的事情，大爷都给我办了，这和亲人有啥区别？可是奶奶老了，你们也老了，还是让我奶回加格达奇吧。奶奶的工资过去都贴补家里了，现在也该是他们回报奶奶的时候了。家里人手多，也都闲着，让孙儿们尽尽孝道吧。到时候哥哥弟弟给奶奶上坟添土也方便，大老远的省得来回跑。”珍姐说得情真意切，父亲的心被说活了。

奶奶回家45天后，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82岁。当时，我和玉玲分别出差在外地，我们回来知道后都大哭了一场。

奶奶去世两年后，我突然梦见了奶奶。她跟我要“阿伦河”酒喝，她说喜欢喝家乡的酒。

母亲患病期间，珍姐经常过来探望、伺候，尽了她一份孝心。奶奶虽然早已作古，但是我们现在与她家人依旧保持来往，亲情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