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这个名字就一直是英国前卫建筑的代名词。Price在AA被认为是教父级人物,虽然他的大多项目只停留在图纸上,但是他走在时代尖端的超前思维和看似带有娱乐性质的创新性,影响了包括屈米、库哈斯及理查德·罗杰斯等一批建筑界大师的设计思想。
塞德里克·普莱斯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英国建筑界,当时住宅小区、学校、工业园区和新城在英国遍地开花。人们对负责任的社会建筑有着压倒一切的信念,对未来和建筑改善环境的能力普遍感到乐观。然而,普莱斯却坚定的认为,他的作品不会像现代主义建筑那样,对居住者施加生理或心理上的限制,也不会将其降低标准。
虽然塞德里克·普莱斯一生中的项目数量尚存争议,但是他的项目都证明了他对建筑的信念与前瞻性,即用无建筑形式的方法来解决人类活动的处所问题,反对永久和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的局限性。其最出名的两个项目娱乐宫(Fun Palace)和陶艺思考带(Potteries Thinkbelt)对西方建筑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娱乐宫(Fun Palace)是Cedric Price与英国著名导演和编剧琼·利特伍德 (Joan Littlewood)合作设计,这个项目综合了大量当代理论,如控制论(Cybernetic)、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博弈论(game theory)等形成一种新的即兴建筑来应对战后不断变化的文化景观。娱乐宫(Fun Palace)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它更像是一个与社会互动的机器,高度适应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变化。
当时利特伍德想出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旨在唤醒大众文化中的被动主体,使他们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利特伍德对一个充满活力和互动的剧场愿景提供了一个规划框架,在这个框架上,Price发展并完善了它的互动与表演性建筑的概念,以适应个人不同的需求和欲望。娱乐宫项目最后虽未能建成,但却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976年建成的巴黎蓬皮杜中心几乎是Fun Palace部分思想的复制。
Fun Palace的基地是在伦敦Lea River河岸旁,最初的概念是University of the Street,是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提出一个可拆卸和能够重组的预制结构建筑体,可随着周围环境做出变动。Fun Palace之所以能够名声大振也得益于其健全的设计团队:从方案设计阶段开始,除了Price作为建筑师,还邀请了Gordon Pask作为电子系统顾问和机构工程师Frank Newby作为团队合作者直接参与到设计工作中,为Price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这个项目如果没有他们尤其是Gordon Pask的参与,也许就只能停留在一个可动结构的层面上了。
在当时,可动结构研究是很流行的话题。Gordon Pask提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来创建一个可更新的建筑,并从建筑功能的组织和环境关系中提取信息,通过判断及预测来对建筑做出调整并重新适应。Gordon Pask将建筑当做一个进化的Programme,在建筑中放入传感器和接收器,以便实时获得信息并做出调整。
Gordon Pask作为第二代Cybernetic的代表人物,将人机合作参与人和环境的对话的思路体现在Fun Palace的设计当中,就像同时期的可动建筑小组(GEAM)及其领军人物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所做的诸如空间城市方案一样,成为了一种关于机体本身的功能潜力和基于某种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诉求的表达,因此可以说人机交互,或者人机一体 (Android)是Fun Palace这个方案带给我们的最本质的要素。
Fun Palace项目虽未实现,但是却体现了英国像后工业时代及信息工业时代的一个转型。其远导性不仅影响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也间接成就了屈米拉维列特公园这一实践项目在巴黎Parc de la Villette公开竞赛中的惊艳亮相。
拉维列特公园体现了一种建筑思考方式的新途径,包括它对场地和游客不同寻常的组织方式,为了更好地处理建筑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屈米在公园内放入几个层层铺设的建筑系统,每个系统都在公园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后来我遇到了塞德里克·普莱斯,我那时候非常想为他工作。我甚至想邀请他到学校里来开讲座,可惜这位客座教授却因为不属于“建筑学”而不能被邀请——这使得他在我眼里更有意思了。”
塞德里克·普莱斯一生中另一个重要的项目是“陶艺思考带(Potteries Thinkbelt)”,这是Price与Gordon Pask的学生John Frazer合作完成并实现了一部分的项目,相较于娱乐宫的概念化,这个项目做了一些更近一步的尝试以及实际的操作方法。
Potteries Thinkbelt是塞德里克·普莱斯对传统大学制度的批评。Thinkbelt位于一个衰败的工业园区,而不是通常的城市或乡村,占地108平方英里,曾是斯塔福德郡重要的陶器产地。它被设计成一个无限扩展的网络,而不是一个集中的校园,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创建一个广泛的学习社区。这个网络的框架是一个有一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它不仅可以在住房和学习区域之间运送人,而且汽车本身也可以成为移动教学单元。配有充气演讲厅、折叠式课桌和信息卡,这些单元可以组合在一起,并根据需要转移到不同的地点。
普莱斯不喜欢“大学”这个词的上层含义,他抱怨说,这些只不过是“带有权力点的中世纪城堡,坐落在绅士般的隐居之地”,在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毫无用处。Thinkbelt是一个为2.2万学生提供科学教育的社区,它并不是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建筑”:移动的教室、实验室和住宅模块将被放置在废弃的铁路线上,并在区域内分流,根据当时的需求进行分组和组装,然后随着需求的变化进行移动和重组。模块化住房和行政单位将在铁路沿线的各个固定地点组装。
Thinkbelt有三个主要的“转运站”,可根据需要将各种类型的可移动预制住房和教室单元转运到铁路沿线。其中一些单元包括自行式的研讨会车厢,每一站之间都有一节课的时间安排,这样学生们就可以“边走边学”了。其中教室和实验室的火车可以连接起来形成更大的单元。最大的讲座示范单位横跨三条平行线,配有折叠式平台和充气墙。
住宅单元也同样富有创意,根据不同的需求和条件,不同类型的预制房屋模块可以组合成不同的配置、密度和地形:“胶囊”住宅由小单元组成,以线性布局排列在陡峭的斜坡上,视野良好,“Sprawl”单元有可调节的腿不平坦的地面,而“crate”住宅单元可以插入一个高层框架。就像Thinkbelt中的所有元素一样,住宅单元可以随着项目的变化而移动和重新安排。
Price可以说是第一个为这种编程可变性开发体系结构的建筑师。从这个意义上说,Potteries Thinkbelt预测了虚拟机和计算机的特性。但Price的控制论范式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或新萨克森基特(Neue Sachlichkeit)建筑师所设想的力学模型却截然不同。
考虑到当时英国文化的不稳定性,Potteries Thinkbelt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不确定性和能力尤为重要。作为一种社会工具,Price的建筑是由他对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流动性的伦理和感知所决定的。一个真正的“纪念性”建筑只能存在于同样“纪念性”的文化中,即社会和政治的共识和目标的一致性,而这些都不是战后英国的特点。对于一个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英国来说,Thinkbelt是一个“反纪念碑”,远远超前于它所处的时代。塞德里克•普莱斯没有哀叹失去的“秩序”和共识,也没有沉浸在未来科技的浪漫之中,而是在战后英国的文化“混乱”中找到了一种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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