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夕阳琥珀色，将军发丝琉璃白。
一直对民国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情有独钟。喜欢它的男人血性，在生离死别时的昂然自若；喜欢它的家国情怀，在大开大阖间的气势非凡；更钟情于文化的固守，还有最后一代的孝子忠臣；钟情于学术的笃定，尚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奇怪的是，明明知道民国的车轮碾过后，依然有新时代的阳光普照大地，却总是觉得那半个世纪，有着末世不能掩饰的悲哀，就好似城头晚霞如琥珀，再美也笼罩着血色残阳，每每想起这场景，还会不可抑制的心绪波澜。
历史总是被过滤的，它有很多的折射面，也许我们看到的那光亮的一面，恰恰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而真实往往最残酷。尤其当我们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垒砌历史的时候，在成王败寇的既定事实下，往往会遗忘掉夹在缝隙中的挣扎往事。何所谓政治、何所谓党派、何所谓特殊的身份？……我永远坚信，学术和人性，远远超越这些之上。二十世纪初的民国，正是能将这两者水乳交融的最好时代。
会慢慢的在字里行间，寻回些气息和味道。也许我是个完美主义者，避开冷漠和血腥，留下温情和敬意。知识分子们的气质高贵、志向崇高、儒雅潇洒、沉静深邃，是桀骜不驯也好，是人淡如菊也罢，于今视之，仍不失人文精神的内涵，让人心向往之。
从小历史教科书上教的是人民大众是推动社会的力量，到如今略读过些传记，却不知为何，开始抱有了些怀疑的态度，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着上、下的梯度，精英集团和大众群体，在气质、能力、使命、贡献及种种类别之上，怎么摆放天平都不可能平衡。这就像海上航行的船一样，在遭遇风高浪急时，只有最关键的船长和掌舵手，才能与死神谈判拯救的条件，而其他人的任务，就是站好自己的位置，控制住自己的态度，甚至在不知道哪边能赢的时候，最好都不要随便去排队。
只有精神贵族，才能归入精英集团的行列。当我们今天回看百年前的近代史，为何能如此的浓墨重彩，正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精英们，在画布上的肆意张扬，也许只有寥寥几笔，惊艳异常。他们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之某一方面的最好展现，饱读诗书，文质彬彬；心胸广阔，仁义厚重；沉静深邃，思绪缜密，外在的形容词是很难概况全面的。最重要的是，这些精英知道以一己之力，要的不是个人的什么，而是有使命的担当，其中有理想、信念；更有气节、忠魂……文能定国，武能安邦，敢于扛起家国的命运，这才是精神贵族的入门证。
刚才说到了彩虹的七色，我们不妨拿此来作比喻，找些与之对应的历史人物来，下面这七位都可称之为“先生”的人，虽然职业不同，但却绝不影响他们在瞬间狼烟四起，家不家、国不国的混战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坚守自己的信仰。军人可以刚毅不屈，文人可以卓然独立，一直认为，“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有时候只是背叛信仰的上佳借口，更欣赏一条道走到黑忍辱负重的执着，迂腐也好，愚衷也罢，是非功过留于后人去评说。
这是个大工程，未完待续。（陈其美；徐树铮；吴佩孚；戴季陶；储安平；蒋百里；顾维钧）
选择这七位先生，确实有我的个人喜好在其中。他们中有的人，如亦正亦邪的徐树铮，可能在普通的历史书中，连名字都没留下，再如，军阀吴佩孚没成为彻头彻尾的反面形象，也已经很欣慰了。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些许的传奇色彩，透过他们，我们可以勾连出更多的人，如戴季陶和陈布雷、宋子文，蒋百里和蔡锷、梁启超、徐志摩；也可以挖掘的深一些，如陈其美与同盟会建党，徐树铮和外蒙古，储安平和《观察》，蒋百里和新月社，顾维钧与近代外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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