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忆起九十年代，我在老家种地的那些年。
那时，除了种地，我还是一名瓦匠师傅。跟着村里的土建队，年轻的我像一只快乐的麻雀，在阳光充斥的江心洲到处乱飞。我们这帮手艺人，吃百家饭，做百家活，早出晚归，如同外出觅食的鸟儿。
江心洲主产小麦油菜玉米棉花，棉花是重中之重。棉花从种植到采摘，时间长，跨度大，填满了夏秋两季。我常常在外干活，摘棉花这一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妻子秀英的肩上。天气好的时候，棉花开得也快，往往这块地还没摘完，另一块地又白云朵朵了。妻子这时就得抓紧，和阴晴难定的老天爷抢时间，争速度，不能让雨水给淋了，到时就卖不上好价钱了。
下了班的我，天已擦黑，妻子还没有回来，她还在地里。常有不知名的夜鸟发出怪叫，回荡在棉地的上空，很是恐怖。我得去地里接她一下。我放下自行车，屋里亮着灯，儿子在灯下做作业，我跟他说一声，气也来不及喘，就往地里奔。
太阳早已下了山，天没有黑透，剩下一点暗红色的余晖仍在天际中挣扎，黑夜把这光明的世界悄悄吞噬，却仍能隐隐约约辨别地上的路，路在夜里泛着灰白色的光，一直延伸到妻子摘棉花的地头。
有时，我会在地间窄窄的小路上与她相遇，妻子大一兜，小一兜的，手提肩扛，身上挂满了塞满棉花的棉兜。大多时候，我会沿着家里的责任地，一路高喊着妻子的名字，然后从夜色茫茫的棉花地里传来一声遥远的应答，棉地里一阵骚动，那是妻子分拨棉杆的响声，转眼间妻子来到地头，我分担了大部分棉兜，和妻子说说笑笑，走在了地间的小路上。
初夜，路的尽头就是家，茂密的树遮住了星光，如同一只黑乎乎的口袋张开着，乡村的夜里有蛙声，虫们地鸣叫声，像给这里的夜晚伴奏，间或水塘里蛙声突然大作，那是水蛇在闹腾，树上的枝头在随风摆动，哗啦的微响是树叶在起舞，风儿也飘来了饭菜的香味，从谁家的厨房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响声，还有说话声，远远的，能看见家家户户亮着灯，电视的播放声也飘过来，有时是新闻联播，有时是焦点访谈，还有更晚的时候是东方时空。狗的叫声显示了它们的存在，对着过路人，或朝着繁星点点的夜空乱叫；鸡们在外面疯了一天，现在都已经进鸡舍了，它们挤在一块，叽叽喳喳像在交流着什么。
棉花已被儿子收起来了，就放在堂屋里。再晚一会儿星露水要上来了。我和妻子一道做晚饭。我淘米洗菜，妻子把火点着。厨房里菜的香味在空气中扩散，也搅动了饥饿的胃肠。饥肠辘辘的儿子坐在桌边，目光落在锅台上，嘴嚅动着，饭菜的香气追逐着他。他的目光始终在锅台上徘徊着。
我家的老厨房不大，里面有一张饭桌，一个鸡舍也搭建在这里，偌天阴下雨的时候，往往漏雨，地面常常是潮湿的。锅烧好后，菜陆续被端上来，一碗炖鸡蛋，这是每天晚上唯一的荤菜，其他的都是茄子辣椒黄瓜，地里长的。一家三口围坐在桌边，白炽灯映照着早已斑驳的墙壁。妻子先给儿子舀了两汤匙炖蛋，儿子吃了一会儿，也给他妈妈舀了两下，并说妈妈您多吃点，还要干活。儿子吃饭特别快，两碗下肚之后，他下去了，却坐在小凳上不吭声。
妻子问他，这是怎么了？
儿子开口说，他想吃肉了。
的确，家里很久没有吃肉了。农村里吃肉并不经常，尤其是那时候，尤其是我们家。妻子许诺，明天称肉，大家开开荤，解解馋，顺把你爷爷也叫来喝一杯。儿子听后，不由对明天的伙食向望起来。
那时候，我们家生活很清苦，肉差不多十天左右才吃上一回，大多时候是清汤寡水。儿子小时候很少吃上苹果，也鲜有零食。多少次没钱买农资，多次陷入困境，我们却从不相互抱怨，相反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和睦。九八年我来到青岛，妻子第二年去了深圳，儿子由爷爷奶奶照应着。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零五年我家迎来了根本性的转机，三层小楼落成了，儿子在这一年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儿子上大学后，妻子也不用陪读了，随我来了青岛，我们共同奋斗。生活上宽裕了许多。经历过清贫生活的磨砺，和田间繁重体力劳动的我们，再也不惧任何困难，当然也一直不敢忘记那过去岁月中的艰难和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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