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华文化，首先要了解何谓“中华”。汉族，在古代自称华夏族。华，古时同花，指我们的民族如同盛开之花一般光明、兴盛、美好。夏，指繁荣，强大。在中华文明发源的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春生、夏荣、秋衰、冬凋。有着强烈文化自信的古代中国人，用“华夏”来形容自己是最兴盛强大的民族。他们认为，华夏族居于天下的中心，所以又称“中华”、“中国”。这块地方是世上最优越的地方，连神仙都艳羡不已，长居于此，故也称“神州”。四周居住着各种蛮族，在东称夷、在南称蛮、在西称戎、在北称狄。这是古代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中心意识的表现。
说起中华传统文化，很多人觉得朴素节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中国的文化。这些是中国人的性格，但不是文化，文化必须是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为什么说是五千年呢?因为在《史记》中，最早有纪年的便是《五帝本纪》，也就是从黄帝时期，有最早的历史记录，距今差不多是五千年。但实际上，中华文化的起源，远远早于历史记录。是从“三皇”时期就开始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分别是三个部落的首领。上古时代，华夏族逐渐从游牧文明转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时代人们需要一个强壮勇猛的首领不同，农耕时代人们更需要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种地，能种出更多粮食的首领。对智慧和领导力的要求更高。伏羲就是一个这样的部落首领。他率先领悟到天地运行的规律，作“河图”“洛书”传世。“河图”“洛书”是最早历法，也就是最早的天文模型和地理模型，里面有春夏秋冬四时变化，有二十四节气。只要按照节气的规律来进行农业活动，便能收获丰厚。我们现代的人，无法想象在古老的农耕文明里，历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历法的创立，上古的中国人才正式进入农耕年代，结束了游牧的生涯，开始定居的生活，人口才得到繁衍。历法的创立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偶然的事情，而是上古人长期的智慧结晶，而号称现代文明起源的西方，这一项落后中国数千年。而伏羲、黄帝这样智慧和伟大的部落首领。为当时的百姓所景仰、为后世所称道，也是因为他们创立了成熟的历法。伏羲作“河图”“洛书”后，根据“河图”“洛书”，又衍生出了八卦，用来诠释天地阴阳不同的变化现象，这便是易经思想的起源。因为创立历法对农业的巨大贡献，以及创立易经思想对文明的重大贡献，伏羲被尊称为“人文始祖”。
到黄帝时，他将易经思想中的阴阳术数思想发扬光大，作《黄帝内经》和《黄帝阴符经》传世，更为详细地诠释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道家思想的起源。自黄帝之后到先秦时期，道家思想一直是官学正宗。也就是说，道家思想是帝王之学。道家思想的典籍，都保存在王宫里，有专门的人保存。这个人通常同时兼有三重身份:官学典籍守护人、天师(先秦时候，帝王之师称为天师，既然有守护典籍的责任，当然也有将典籍所书内容教导给帝王的责任)、史官(能站在可以评价历史和帝王的高度，自然只有帝王的老师)。老子便是最后一位这样的“天师”。春秋时，周王室式微，周天子无道，时任周王室官学典籍守护人的老子认为现在的周天子已经没有办法将这套思想传承，于是携官学典籍奔楚，希望能找到能将典籍传世的有道之人。可惜，当时世道已乱，老子并没有找到理想的传人。就连儒家大圣人的孔子，老子在与他论道后，也非常失望。觉得孔子只关心人伦礼义，对运用天地规律来经世治国这种大道并不感兴趣。于是做《道德经》传世后，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世人再不见其踪迹。
《道德经》是集伏羲、黄帝等中华古老的文化精髓之大成。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读一本书的话，那就是《道德经》。上至宇宙起源、经世治国，中至经商、军事，下至养生、治病、为人，均可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短短五千字，道尽世间万般玄妙。但很多人表示书中所写太过深奥，读不懂。那是因为读者的角度不同。道家思想是帝王之学、高人之学。读它需要首先自己要有一定的高度，也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读。如果读的时候假设自己是帝王，就容易读懂得多。比如“无为”，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无为，而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想读懂《道德经》，不要看后世人的注释版本。只需要一本《说文解字》，对照着读。
老子虽然没有找到理想的传人，但道家思想并没有中落，庄子、列子等是道家思想的传承者。除此之外，儒家、法家等思想也是受道家思想启发而兴盛。《庄子》中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便是道术为天下裂的表现。可以说，道家思想是中华诸家思想的根源和精髓。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老子和庄子都是很鄙视“仁义”的。因为既然要谈“仁义”，那必定是有“不仁”的行为在先。就像我们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必定是之前有不和谐的现象发生，才需要倡导和谐社会。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说重仁义的儒家思想是受道家思想启蒙的呢?《道德经》第十八章说:“大道废，仁义出”。老子认为，中国的上古和中古时期，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是“有道社会”，百姓安居乐业，帝王智慧宽仁，社会上没有什么不正之风，是最高级社会形态------大同社会。而到了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社会形态降级了，有各种不正之风，渐渐失道。老子觉得在这种大道将废未废之时，孔子思考的不是如何让社会回到“有道”的路上，而是想的大道废后如何用仁义救世，他对孔子很失望。所以老子、庄子所批判的儒家，只是相对于“道”，儒家显得更低级一些。但对于更加混乱的战国时代以及后世，倡导仁义的儒家反而是更高级的选择，它在努力遏制社会向更低的形态下落。但到了战国时期，世道崩乱，仁义也已无力遏制，这时候，一把重剑出鞘，威慑世人，试图让社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这就是------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子。一统天下的秦国便是以法家立国。但秦末的乱世再临让法家救世的努力付之东流。直到汉朝，经景帝、武帝两朝，由贾谊、董仲舒等人耗时数十年完成了文化修复。恢复了道家的官学地位，对民众倡导儒家思想，治国施政方面运用法家思想。也难怪汉朝如此强盛长久，一个有文化内涵的朝代，怎么可能不强盛长久?汉朝的文化修复，使得中华的传统文化---道儒法三家的思想得以传世。三家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中道家思想讲的是天伦，讲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高的级别，是总源头；儒家是道家思想在人伦方面的应用，是下层分支之一；法家是道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应用，是另一分支。
中华传统思想有道儒法三大精华，但也有三大糟粕:
一、由弗教、盗教盛行导致的淫祀、迷信之风和蒙昧。
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释家”从来都是外来文化，并非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甚至说，它是外来的糟粕。这种东家偷一点，西家盗一点拼凑出来的教派，哪里谈得上是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教人勤劳奋斗、自力更生。只有不正经的教派才会教人不干正经事，成天打坐念经，以要饭为生。
在弗教起源的印度，一直都以婆罗门教为主流。弗教为对抗婆罗门教，创立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三法印，条条都是与婆罗门教的教义争锋相对。但释家老头的文化实在太过贫瘠，实在是创造不出更多东西了。于是偷了一些婆罗门教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弗经里。比如说，缘起说和轮回说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缘起说是他为对抗婆罗门教创立的，而轮回说是他从婆罗门教里偷来的。这么自相矛盾的教派，它老家印度不容它，很快被婆罗门教赶出印度。其中一个分支流窜到西域，与当地主流的拜火教融合，发明了菩萨天团和慈悲救世的思想。还有一只传入西藏，与当地的苯教融合，后称藏传弗教。
与西域的拜火教融合后的佛教，后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传入汉地后，陆续融合了儒家思想中的至善说、道儒两家的心性学说、和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色空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汉传弗教。本来最初，传入汉地的弗经只有《四十二章经》，在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后，竟又汇编出《金刚经》，《心经》，《楞伽经》，《楞严经》等经书。到了唐朝，这个大杂烩教派又迎来了一个高峰，缠宗。缠宗，汇编自庄子的思想。它的实际创始人慧能，只学习一些庄子思想的皮毛，把庄学佛教化，写成了被称为缠宗根本宝典的《六祖坛经》。
想大唐何其强盛，却为何因安史之乱盛极而衰?之前的华夏大一统政权，要么就是从未兴盛便已国灭，如秦、隋都是立国未稳便亡；要么就是一直很衰，如晋；而兴盛过的如周、汉，都是慢慢衰亡，即使明明不行了，还可以苟延残喘。而唐朝明明是华夏族政权，却像极了蛮族政权。盛极而衰，本来只是蛮族政权的特色。皆因唐朝从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皆笃信弗教。唐代大儒傅奕曾说:“佛教入身破身，入家破家，入国破国”。曾在世界历史中强盛一时的蒙元、吐蕃，皆因笃信弗教而灭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写了一篇千古檄文《谏迎佛骨表》，大谈弗教之危害。而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意识到弗教的危害，拜弗之风日衰，唐朝才有了再一次回血的机会。而如今，竟有不少人奉弗学为国学。那种大杂烩教派哪里配得上一个“学”字?信奉它还不如去信奉它汇编的源头，我们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思想。
另一个糟粕盗教同样怪力乱神，是从道家思想上生造出来的一个教派。道家思想中从没有人格化的神，道家思想中的“神”指的是天地造物之良能。盗教却从道家思想的只言片语中，生造出许多神仙来。同时生造出炼丹、符咒术等怪力乱神的内容。这是打着道家的幌子危害世人，是对道家思想的亵渎。真当得起一个“盗”字。
先秦时期虽然也重祭祀，但祭的是天地、祖先，不是鬼神。而弗教、盗教两家皆拜鬼神。加之蛊惑人心之功远胜于其他正经教派，引得黎民百姓也开始敬拜鬼神，淫祀、迷信之风日起。淫祀指的是拜祭不该拜祭之人，比如从国外传进来的神仙、生造出来的神仙。这种淫祀、迷信之风一直延续至今。虽然现在笃信弗教、盗教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它们的影响还在。曾经对他们的信仰让百姓们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在今天的表现就是，盲目崇拜不该崇拜之人和事、轻信不该相信之人和事。想想我们的国人，稍微一点舆论就容易被带偏，仿佛没有思考能力一般。就像古时笃信弗教、盗教情形是一样的。
二、自唐朝萌芽，宋朝成熟的官僚主义
毛主席曾在六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痛斥官僚主义的危害。官僚主义并不是在建国后短短几年间产生的，而是中国历史的遗留问题，它是在中国唐宋年间产生的。起因是唐宋年间的官僚制度改革。唐前，中国的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唐宋时，皇帝虽然仍然是决策和行政的最高负责人，但其决策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决议的基础之上的。参与决策的群体扩大，比如唐朝时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的地位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单一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官僚机构规模和职能的扩大也使得监察也需要同步加强，于是建立起了谏议制度:唐朝门下省有封驳谏议的职能，宋代更是建立起了独立的谏官机构谏院。繁冗的政府机构里，必然产生不少闲散职位。说官话，搞形式主义，搞门面工程，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不然，怎么掩饰他们其实是没干什么实事的闲人呢?
唐宋时，科举制使一些门第不高的读书人有机会入朝为官。为了仕途，拉帮结派、攀附权贵在所难免。官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土壤里产生的。这股不正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清、新中国成立，直至如今仍未消亡。看看我们的不少企业里，文山会海、职位繁冗重复。有多少领导不干实事，只会打嘴仗。这些都是官僚主义的遗害。
三、两次神州陆沉带来的民族自卑
儒家、法家自古就有华夷之辨。华夏就是华夏，蛮夷就是蛮夷，绝不可混为一谈。长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长城，也是文化上的长城。蒙元、满清两次入主华夏大地，攻破了地理意义上的长城，华夏族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好在，我们守住了我们文化的长城，守住了我们的根。蛮族想把华夏变成他们的奴隶，但诡计没有得逞，我们两次把蛮族赶出了华夏。蛮族虽然打跑了，但两次神州陆沉的经历深深地动摇了华夏的民族自信心。曾经，我们认为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居于天下的中心、世间最美好的土地上。但两次巨大的苦难让我们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不是有什么劣根性?当遭遇第三次神州陆沉的威胁时，一代伟人带领我们再次赶走了蛮夷，但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让人们再次确信，就是因为自己民族不好，才会老挨打。这种民族自卑感一直延续至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崇拜欧美，觉得人家什么都好，自己国家什么都不好。诚然，中国确实落后过一段时间，但那不是华夏的过错，而是建州夷狄的过错；不是华夏的文化有什么问题，而是建州夷狄这个没文化的带偏了我们。即使是明朝的时候，我们都是世界上科技、军事、经济最强的国家，更遑论汉唐盛世了。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我们的民族自信心，重启士人教育，学习道儒法三家的思想。
下周，会详细说说道家思想，也就是最早的黄老思想、老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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