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这样一则故事：
日本一代名医曲直濑道三，二十二岁进入足利学堂研读经书。教授正文伯问他：“你以后是不是要以儒学立身？”曲直濑道三摇摇头说：“不，我将来立志学医，为困苦的百姓服务。”正文伯惊讶地问：“既然你立志学医，为何跑来跟我学习经书？”曲直濑道三说：“我是打算先学好儒家学说，再去习医。先在我心里存有怜悯爱物的思想，这样在掌握医术之后，才可以仁心仁术。如果没有怜悯心，光有高明的医术是没有用的。三年后，曲直濑道三从足利学堂毕业，接着辛苦习医十年。他精通儒、医两道，受到大家信赖，被尊为日本“医学中兴之祖”。
这则故事形象说明思想对行为的指导意义。同样，在现代教育历史中，从最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到当今“科技兴国”，都离不开对人思想的教启。不论科技多发达，教育都要从“正心”开始。只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不迷失，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利用科学知识造福于人类。今日教育不妨从培育学生“仁心”开始，学生学到的科学知识就是未来造福人类的“仁术”。
何谓“仁”？一言以蔽之，就是“博爱爱人”。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论语》一书“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它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青年人从“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这些最基本的行为入手，逐步达到“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追求，进而达到更高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境界。孟子更是将“仁”作为立身的“四端”之本：“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身体力行让学生“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去“求真”，培养学生具有要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 ，教导学生明白“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的做人准则。陶行知一生实践着这种“求真”的“仁心”教育，也使这种精神在中国继续发扬光大。著名教育家李镇西在《爱心与教育》中告诉我们，做一个老师要“用热心投入教育；用童心走近学生；用爱心感化学生；用耐心支撑学生”。用心灵撞击心灵，用人格引领人格，让智慧点燃智慧。
当然，反思今日教育，在应试的旗帜下，敷衍，笼络，欺蒙，压制，成为某些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手法，纯粹的教育精神丧失殆尽。某些学校的教育不是倡导“爱的教育”，而是推崇“力的教育”或者“物化的教育”。教师不重感悟和启迪而看重强制与注入，不重示范与利导而看重禁阻与抑制。学生行为习惯的生成不是靠启发诱导，而是靠简单的“量化”。在分数是唯一“硬实力”思想指导下，许多美好品质的正在丧失，就像许多物种消失，品质的珍贵，只有在今后的岁月中才能慢慢体味得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古人的人格追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前人豪情壮志，如今都已成为一种奢望。现在，许多学生自小就养成“以我为中心”的习惯，在家内“唯我独尊”，他们缺乏责任意识，不懂关心，不知谦让，不理解父母的艰辛；在学校，他们重视自我需求自我发展，却缺乏实干精神，极少关心社会，关心他人；走向社会，感恩之心渐少，诚信意识淡薄，集体观念逐渐丧失。不难发现在如今的一代，热心助人的少了，投机取巧的多了；学习好了，但为人的态度傲慢了；感恩的意识少了，回报社会的热情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匹夫”无责，又怎能“兴国”呢？责任意识，关怀精神，爱心教育，是无论多少分数都换不来的。
罗素《在我为何而生》中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我为何而生？”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命题。罗素的回答是：爱、知识和怜悯。纵观罗素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深沉的爱和痛苦。它们汇成一股崇高的悲悯的力量，指引他去追求人类理想的生活。
让学生学会爱，爱上爱，一切教育都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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