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简书写下了自梳女下南洋作妈祖的故事，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也产生了一些讨论。有读者说自梳女并不能代表女权，原因是她们大多都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这个不完全正确），而女权主义应该是去努力争取得来的，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被冠个女权主义的称号。
那么今天在写主题之前我想先说一说我理解的女权主义吧。我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存在的力量，也可以叫象征主义（symbolism）。拿美国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举例子。她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无论她说的话有没有代表女性，我认为她作为女政治家与一堆白人大老爷们儿争总统其实就可以代表女性的地位提升。所谓以微观看宏观，她竞选总统这件事足以反映出美国社会女性的觉醒、努力、强大。自梳女和我今天要讲的故事主人公也都在这个范围内。
另一种就是为女权主义奔走呼吁的一群人了，他们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任何人。如果克林顿代表女性说话、争取女性的权利，那么她也是这个范畴一员。这两种定义出现不分前后，并且同样重要。
好了，来说说今天的故事主人公 —— 红头巾，或者叫三水妇女（Samsui）。她们与妈祖大约同一时间到南洋，大约总共有20万人，主要从1934年到1938年到新加坡等地从事建筑行业。
三水妇女。图片来自网络
话说广东佛山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妈祖大多来自佛山南部的顺德区，红头巾来自其西北部的三水。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和佛山的地理位置。清末，珠江三角原本发达的蚕桑业逐渐衰落，顺德和三水等地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产业。当时的许多妇女还要养活无用的鸦片成瘾的丈夫，所以常常在乡下干耕田、砍柴等粗活。体力好又吃得了苦，为后来在南洋做建筑工打下了基础。
洪水灾害（三水境内有西江、北江、綏江），加之改朝换代，珠三角地区动荡不安。海盗出没、土客之争、打家劫舍等时有发生。（这也就解释了在这些地区我们看到的高大坚固的碉楼和防水防盗系统。）
还有一个大环境因素是新加坡的对外政策。1928年，英国殖民当局出台了“移民限制条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其中一个目的是提高新加坡的性别比例，因为当时在新加坡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男性。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遭到了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 为了控制失业水平，英国在1933年初引入了“外国人条例”（Aliens Ordinance）。根据这项法律，进入新加坡的男性移民人数进一步受到限制，但对女性没有这种限制。妈祖和三水妇女都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
红头巾。图片来自网络
跟自梳女不同，三水妇女大多都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早就出嫁了。即使未婚，在家乡也有指定的配偶，到南洋后要和公鸡拜堂完婚。对，你看得没错，就是真真确确的和一只公鸡拜堂，何其悲哀！所以绝大多数红头巾都是已婚妇女，她们有的是为了挣脱早被指定好了的丈夫，有的是因为丈夫早逝，有的是因为需要赚钱养家来到南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认为这些三水妇女来到南洋之后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比自梳女活的压抑、悲惨。
三水妇女通常戴着一块用浆浸硬了的红布摺成方形的帽子，用以遮太阳挡雨，也可防止尘粉玷污发髻。另外，早期下南洋打工的中国女性喜欢用帽子颜色区分籍贯，所以三水妇女们戴上红头巾，老乡们一看就能识别，方便互相有个照应。
她们早上7、8点开始工作，用一根扁担挑着建筑材料，在十几层楼的工地上来回走动。一直到晚上5点完成工作后，她们有些人还将白天在工地上捡来的废木料拿到街上当柴卖或者去市场捡烂菜叶作第二天的饭菜。更多的人则赶去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站着等招工，希望找个多点工钱的工作。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的飞速发展使三水妇女得以继续在建筑工地辛勤劳作。一直到1980年，大部分的建筑工作被机器所取代，三水妇女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我文章开头所说，三水妇女们虽不是为了什么女权、或者要挑战“男尊女卑”的思想而选择南下，但在我的心里，她们的存在是那么的有价值，那么的鼓舞人心。她们的隐忍，坚强，和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动摇了这个所谓的“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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