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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头豆腐汤,是一定要用老豆腐的,老豆腐先在油里煎过,煎得表面金黄,然后放进锅里和鱼头一起炖,炖得汤色奶白。豆腐里面的小孔吸收了鱼头的鲜味,咬一口都热乎乎汤汁儿,在冬夜甚是暖心暖胃。
夏天,用嫩豆腐做皮蛋拌豆腐,加点小葱葱花,在饭点前放进冰箱一个小时,晚饭时,那道菜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中豆腐可以和鸭血一起做成红白豆腐煲(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叫,外婆说红白豆腐,我便记住了),起锅前二十分钟加点大蒜叶子,这是江苏苏中地区的家常菜,小时候外婆常给我做。河蚌豆腐煲也是极其鲜美的,就是河蚌做之前要用刀背细细地敲过,我嫌它麻烦,外婆去世后,这道菜我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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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家里是开豆腐作坊的,他的爸爸妈妈很忙,他性格闲淡,留了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上课时总是睡觉,被老师叫起来答题时一脸懵懂的样子。过完年到了春天,是他最活跃和忙碌的时候,每天眼睛里都透着光,他扎得一手好风筝,风筝骨结实坚硬,风筝有桌子那么大,风筝腹上还绑几个刻了狭长口子的葫芦。春寒料峭,田里绿的草和苗,星星点点的野花,头顶上就是他的风筝,他的风筝最具辨识力,风筝身上的葫芦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在地面都能听得到。
他们家晚上最忙碌,村里的夜晚静悄悄,他们家都是敞开着大门灯火通明,因为每晚都要做豆腐,他的父母和帮工忙得热火朝天,豆腐房的水汽在钨丝灯下升腾将夜染出一大片的黄色氤氲;门口地上堆着各种木制的工具,还有各种我辨识不清的豆腐、豆干、豆渣,通通散发出好闻的气味。
如果第二天要用豆腐烧菜,头天晚上晚饭后外婆就带着我,去我同学家买豆腐。秤上几斤自家地里收的黄豆,挎上竹篮,我们祖孙俩就沿着田埂小路一边说话一边走,十几分钟的功夫就到了,离他家还有百来米的时候就能闻到豆腐的味道。
他们家在镇上菜场也有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去那里买他们家的豆腐当然得现金交易,但去他家里就可以用黄豆换,因为他们本来就需要大量的黄豆原料。倒空篮子里的豆子,换上白净的还带着热乎气儿的豆腐和豆干,盖上一块干净的布,再走回家。通常外婆会允许我拿豆干吃,跟现在的咖啡色的豆干不同,那会儿的豆干就是豆腐的基础上再压实,没有咸味儿,但也带有豆制品最原始的醇香和微微的嚼劲。
每次去,其实我都馋豆浆。每年来上海过寒暑假,早饭会吃豆浆油条和豆花,乡下没有这个习惯,豆浆在当时的大人们看来只是豆腐制成过程中的某一道半成品。我听说偶尔也会有人去他们家打豆浆给家里的病人补身体,价钱我都留意听了,5毛钱一热水瓶,但我始终都没有勇气跟外婆提出喝豆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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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理论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姆斯说:文化就是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差异除了思维方式思维习惯道德观念方面的不同,还有饮食方面的差异。比如说:90年代,城里人喝豆浆,乡下人不怎么喝(但镇上早餐店也可以点)。每年寒暑假到上海,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阿孃(奶奶)要拿着个小小的铝制奶锅,热好了那带腥味的不甜也不咸的牛奶追着小孩子们让他们“吃牛奶”。
长大后我都不怎么买豆浆,虽然买一杯豆浆很方便,我也不是不爱喝,而是我总记得那个童年的村子里,静静的夜晚,同学家灯火通明的豆腐坊。那个我站在门外瞄见的超大的锅,锅里的奶白色浓稠液体,那飘出来的扎扎实实的香味。现在水水的豆浆,都比不上。
到了初中,学习任务很重,舅妈是安徽人,好吃辣,我就经常厚脸皮去蹭饭。舅妈勤俭持家,自己做臭豆腐。买了最平常的豆腐来,放在碗里,敞开着放在碗橱里,那个碗橱门上装着绿色的防蝇纱。
豆腐和空气中真菌发生作用,会渐渐发红发粘,一段时间后,舅妈拌上小米辣蒜泥葱花盐味精,这种臭豆腐,对一个初中孩子来说香得不行。后来每每买超市的豆腐乳,我都会想起勤劳能干的舅妈做的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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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块干净的豆腐交给空气和时间,美味自然成就。
世间的事儿,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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