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我的彩虹的泡泡里，存着。
少年不知愁滋味，在杨柳青青的时节走来。
从小到大，我最怕的课就是体育课。然而，非常非常不幸的，一直被分在体育达标班。我所有的自信来自于数理化，我所有的不自信来自于体育。每当我看到体育老师，自矮三头；每当体育老师看到我，唉声叹气。我们像地球的两级，各自运转，独立存在，永无交集。我是怕，他是怨。我们只有一件事是一致的，达标就行，及格万岁。铅球，其他女生，一只手就能拿起来，我两只手都颤颤巍巍。每当听到他长吁短叹，我就无地自容的能把铅球扔到自己脚上。
一次，上体育课，课前他使劲瞅我，我想完了，这节课肯定不好熬。原来是校领导视察旁听，我们是体育达标班，很不幸被抽中了。这节课，上新内容：鞍马。这是第一次接触鞍马，他讲完技术要点，我们就开始排队练习。平时呢，我总窜到队伍最后，能挨一会是一会儿，他见当没见，对我放任不管。现在，有校长在，心里也没敢想别的。轮到我，居然轻松就跳过了。就听他喘了口长气说，“嗯，她过了，其他人就都能过”。看到了吧，我的人设在他那确实不高。本来，我还挺得意的，听完就蔫了。
体育课是我梦魇的第二个例证，足球。每次足球课，我都在球场寻找远离足球的地方。可我就像球门一样对足球有着迷之吸引力，它永远朝我站立的位置飞来。迫不得已，踢上一脚，要么滚不出一米左右，要么脚偏了，球纹丝不动，尴尬癌都犯了。因此，我到现在都只看得懂射门，看看热闹而已。
一度，我的人生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就这样，纤尘不染五彩翼，鲜衣怒马少年时，走了。
为赋新词强说愁，青春在激荡中走来。
高中三年，我是打着瞌睡过来的。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记忆最深的是分文理科时，他预先会给我们分了文理，把我分到文科。自己选时，我选的理科。虽然，我喜欢历史，但历史，政治的题，我是真不爱答。论述人物功过，论述某个观点，我好像总是抽离的，既不想死记硬背，按部就班的套用，又不能自圆其说的立新。他蛮惊讶的，觉得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还是学文科好些。
分班后，就像突遇雷击般，发现他许多话蛮有哲理的。比如：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又如：宁可断其一指，也不伤其十指。我的哲学启蒙应该是由此来的。不似有的同学初三就看马列，那时的我们还处在抓蛇吃肉，拿蛇吓人的阶段。
高三的教导主任，是个传奇人物。我们都戏称他：王老大。有人戏说，他是修理地球系毕业的，因为他曾给江青写过信。实际上，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两个儿子也都是出自清华。第一次，与他正面接触，就创造了我人生的一个第一：写检查。高三的第一次年级大会，他把我们中考的成绩拉出来，挨个过筛子，很不幸，我被点名批评，罚写一万字检查。从灵魂深处，深刻反思，检讨自我，寻找原因。那是我第一次被当众点名批评，此后，我们光怪陆离、亢奋活跃的高三生活就正式开始了。多年以后，高中记忆我只记得这一年。
检查无处不在，上课迟到要写，怎么鉴定迟到呢？铃声止，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就是迟到，五千字。上课没认真听讲要写，一万字。自习课没看指定学科要写，一万字。卫生没达标要写，三千字。开会集合速度慢要写，五千字。
当时，高三年级占据天井式教学楼顶层一整层。有一次，他把我们拉练到楼下操场集合，要求我们近二百人在半分钟内，从两侧两个出入口跑回教室坐好，没达标的，上下楼梯跑二十个来回。很庆幸，我们都完成了。
还有自习课，他给各班排了课表，必须看他指定的学科。
高中，我是住校的。一次，早起晚了，差五、六分钟打铃，我就跟舍友商量，既然迟了，下了早自习再去吧。那个女孩说，还是去吧，迅速穿衣起床，走了。我也只好紧随其后，等我两腿刚迈进教室，大家就哄堂大笑（女孩告诉大家，我起晚了肯定迟到。那一年，我们的快乐都建立在别人写检查的痛苦之上），刚坐到座位，铃声响了，有惊无险。我的个性容易退缩妥协，不争不抢，被她影响，激发了我的潜能，还挺感激她的。
又有一次，开年级大会，王老大让补习班的班长当众朗诵自己的检查。他一开始还声情并茂的朗诵，念着念着，就念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写的检查，都是开头结尾几页是自己写的，中间大段大段抄书。他那篇抄的是朱自清《荷塘月色》里，妻儿睡了出门夜游那一段。王老大问，你的妻儿呢？大家哄笑一堂。
青春，宛如七彩长虹般的缤纷绚烂，好似金玉的灿烂辉煌。青春，是一个充满朝气的时节，是一个不断犯错又不断改正的时节，是一个敢闯荡敢承担的时节，是一首无悔的赞歌！踏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告别了年少的懵懂，踩着那斑斑驳驳的快乐幸福与莫名的忧伤，我们在青春的征途上渐渐成长。
青春胆识无二致，畅快恣情征四海，但凭智勇平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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