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这张拍摄于珠穆朗玛峰的照片震撼了很多人:
登山者已经多到造成珠峰交通大堵塞,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而且据尼泊尔政府统计,因排队等待时间过长,5月份至少有14人在珠峰丧生。
其实,这样的珠峰死亡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珠穆朗玛的冰雪之下,还埋藏着更多令人唏嘘的残酷往事。
1996年春,12名登山者在珠峰丧生,这是自人类首次登上珠峰到2015年之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登山季。
书单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来自那次惨剧的幸存者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在这本书里,乔恩记录了自己在珠峰的所见所闻,以及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对惨烈山难原因的揭示与反思,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珠峰圣洁美好的想象。
生死时速
1996年5月10日中午,身兼登山迷弟和杂志记者两个身份的美国人乔恩攀上珠峰最高处,在此之前,他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合眼。
他唯一的进食,是三天前硬着头皮灌进胃里的一碗面汤,以及一把花里胡哨的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的剧烈咳嗽,让这位登山怪杰的每次呼吸,都如受刑般痛苦。
在海拔8848米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乔恩的脑力严重下降,除了满身的疲惫和刺骨的寒风,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在这象征无上荣耀的世界之巅,乔恩匆匆拍了几张照片,便转头下山,没有一丝犹豫。此刻,是下午1时17分,他在世界屋脊上停留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下山途中,原本清澈的天空突然变脸,一朵厚厚的乌云从南边压过来,笼罩在群峰之上,仿佛死神的手掌。
起初,乔恩对乌云没啥感觉。他匆忙下山,非关天气,是因为氧气瓶指数告急。
他顶着肆无忌惮的疾风,踩着绵延400多米的积雪,一步一个脚印,穿过顶峰和南峰之间的锯齿状山脊,来到了“臭名昭著”的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是山脊中的一个凹槽,要想通过,必须得用到一些攀登技巧。乔恩艺高人胆大,他将自己固定到绳子上,准备顺绳而下。
然而,在他下面10米左右的地方,十几个人正排队等候,准备往上爬,有三个机灵鬼,一把抓住乔恩用来下山的登山绳,厚着脸皮白日飞升。
乔恩无奈,只好将自己从安全绳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拥堵的人群主要由两支商业探险队构成,一支是霍尔带领的“冒险顾问”探险队,另一支是费希尔掌舵的“疯狂山峰”探险队。
上山下山,各有各慌,各有各忙。
乔恩在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一位队友,为了节约氧气,他让这位队友将手伸进背包里,关上流量调节阀的阀门。
谁料,这位猪队友搞错了方向,非但没有关上阀门,反而将氧气开到最大,使得仅剩的存量一跑而光。
氧气用光后,乔恩心急如焚,他视线变得模糊,脑袋开始晕眩,一把摘下已经没用的氧气面罩,将冰镐凿进冰山的表层,蹲坐在山脊上,看着上山的人群,暗自祈祷,能在休克之前,赶到南峰的供氧地。
乔恩抵达南峰时,已是下午3点多,卷须状的云雾,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他不敢耽搁,抓起一个新的氧气瓶,接到阀门上,冲进云雾中,心急火燎地向山下走去。
历经危险和困阻,乔恩终于来到自己的营地,他顾不得卸掉装备,一头扑进帐篷,拉紧拉链,四仰八叉地瘫在地上,陷入昏迷般的沉睡。
几个小时后,不幸的消息传来,19名登山者被暴风雪困住,命若悬丝。
最终,这场如死亡天使的暴风雪,在1996年5月10日这天,带走了8条活生生的人命。
疯狂山峰
逃过一劫的乔恩,在灾难过后,综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采访幸存的队友,复盘了这场锥心刺骨的登山事故的发生原因。
暴风雪这个不速之客,自然是罪魁祸首,但是,紧随着天灾而来的,也有人祸。
此次事故中,登山者的返回时间是预先确定好的,然而,在登山的过程中,却被人为地延长,以致于登山者跟死神赛跑的时候,失掉了先机,错过了良辰。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人为延长预先确定好的返回时间呢?
答案简单又粗暴:为了商业。
霍尔的“冒险顾问”探险公司与费希尔的“疯狂山峰”探险公司,这两家登山机构正处在白热化的商业竞争之中。
“疯狂山峰”初出茅庐,在1996年之前,它的老板费希尔从未带队攀登过珠峰。
这一次,对费希尔来讲,是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能否成功登顶,关系着公司未来的成败,因此,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即便超出预定返回时间,也要将自己的顾客送上巅峰。
在费希尔的顾客中,有位超级VIP,叫皮特曼,她是一位附庸风雅的百万富翁,此番是第三次尝试攀登珠峰。
这位女士,人高马大,身娇肉贵,在登山途中,费希尔让雇员夏尔巴人洛桑,对她格外照顾。
灾难发生的头一天下午,洛桑为皮特曼将卫星电话从海拔7162米的3号营地搬到海拔7920米的4号营地,累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在海拔5200米的1号营地,就几乎接近生命禁区,洛桑的辛苦可见一斑。
有人好心劝他,这种电话设备,只能勉强在3号营地用,到了环境更恶劣的4号营地,根本派不上用场。何必白费力气呢?
洛桑将这个建议,转告给自己的老板费希尔,费希尔板着脸孔说道,如果你不搬,那我来搬。
在灾难当天的凌晨,为了帮助一米八的皮特曼登山,身材矮小的洛桑,在不带氧气罩的情况下,用一根一米长的绳子,气喘吁吁地拽着她前行。
当然是费希尔让他这么做的。
皮特曼这位浮华多金而又喜欢哗众取宠的女士,是媒体的宠儿,一举一动都受关注。如果她能够登顶珠峰,必将出现在电视上,这样一来,费希尔和他的疯狂山峰公司,也就能捆绑着上头条了。
洛桑作为高山协作,本应走在最前面,为整个团队领路和制定路线,但在费希尔的意志下,洛桑离开了队首位置,这正是铸成厄运的因素之一。
与之类似,霍尔的冒险顾问探险公司,虽是行业里的老江湖,但是在1995年,霍尔没能将任何人送上山顶。如果1996年再度失败,那么他的生意前景,将不容乐观。
霍尔有个老客户汉森,光临珠峰多次,却一直未能登顶。
1996年,霍尔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劝他再试一次。前者巧舌如簧,汉森终于心动,这回誓死要登顶。
当他咬着牙爬上东南山脊时,已是下午4点,此时距离规定的返回时间,已经整整超了两个小时。多数登山者都已下山,只剩下老板霍尔一人,在寒风中孤伶伶地等着他。
汉森搂着霍尔的脖子,蜗牛一般爬完最后的12米,在高处不胜寒的峰顶,只逗留了一两分钟,便在霍尔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
谁料,汉森刚走到希拉里台阶,就一头栽倒,他耗尽全部力气爬上山顶,已是强弩之末,此刻氧气用尽,动弹不得。
暴风雪掠过珠峰,带走数条人命,包括霍尔和费希尔这对亦敌亦友的商业对头。
铜臭巨婴
1996年珠穆朗玛峰事故,暴露出长久以来的乱象:攀登珠峰这个看似豪迈悲壮的高冷行为,在商业大潮的侵蚀下,早就变了味道。
20世纪80年代初,珠峰的南坳与东南山脊,已经被攀登了不下100次,许多专业登山者,鄙夷地将它称之为“牦牛之路”。
有个阔佬迪克,年届五十,无任何登山经验,却在一位年轻登山者无微不至的贴身服务下,问鼎了珠峰,成为当时的笑谈。
< 富翁迪克·巴斯 >
有需求就有市场。
为满足富人追求肾上腺素爆棚的刺激,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登山机构遍地开花。
尼泊尔政府为控制登山人数,提高了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年,攀登珠峰的许可证每个售价2300美元,不限登山队的规模,一年之后,许可证的价格就飙升至1万美元,并且规定登山队的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一人,就要再付1200美元。
收费虽贵,却挡不住疯狂的人群。
1993年春季,有294人从尼泊尔一侧登上了珠峰,这年秋季,尼泊尔政府坐地起价,将许可证费用提高到5万美元,规定每支队伍不超过5人,每增加一人,需再付1万美元。
尽管如此,1996年春季,30支攀登珠峰的探险队中,仍然有16支是从尼泊尔一侧出发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不差钱。
许多传统登山发烧友认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这些面团团的富家翁,若没有向导事无巨细的照顾,恐怕连比珠峰矮一半的雷尼尔山都登不上去。
1996年,霍尔的冒险顾问公司,收取每位顾客6.5万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之巅的费用,其他弱一些的登山公司,虽没有开出霍尔这样的“天价”,但也收费不菲。
付出大量金钱的客户,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
由尼泊尔当地的夏尔巴人,为他们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搬运物资。还有经验丰富的向导,为他们讲解注意事项,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攀爬。
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登山者,而是需要专业人士照料的“巨婴”。
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大宝贝皮特曼,她曾筹集25万美元,雇佣4位北美最出色的登山家与之同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4个猛男,冒着生命危险,在珠峰西藏一侧最难爬的康雄壁上固定好登山绳,只为方便皮特曼攀爬。
但是,皮特曼有点烂泥扶不上墙,4位顶级猛男使尽浑身解数,连拉带拽,却功亏一篑,始终无法将她送上巅峰。
在她巨大的行李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要好几个人才能抬起来,此外,为了能在帐篷里看大片,她还带了便携式电视和录像机。
即便处在渺无人烟的雪山,皮特曼仍然极力保持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在前往大本营途中,有个夏尔巴人每天鞍前马后,为她在清晨卷起睡袋,整理细软。
皮特曼这个妇女,比较爱慕虚荣,她经常将有关自己报道的剪报,分发给登山伙伴。一个夏尔巴信差,还会定时将一些时尚杂志,通过全球特快专递给她及时邮递过来,包括《时尚》《名利场》《人物》《诱惑》等。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首位登上七大洲最高峰的女性,然后接受媒体的谬赞和加冕。
有位记者一针见血地写道,皮特曼女士更像是一位社会地位攀登者,而非真正的登山者。
屎尿成灾
那些变了味的登山者们,以梦想之名,一掷千金,享受各种便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换来登上世界之巅的荣耀。
说穿了,不过是虚荣和自嗨。
而那些担任高山协作的夏尔巴人,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和物料,在喜马拉雅汗流浃背,早已习以为常。对于他们来讲,冒着生命危险,在珠穆朗玛上上下下,根本无关荣誉,不过是为了生计。
大多数夏尔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2740—4270米高的村子里,已经适应了高海拔天气。这种生理优势,成为他们以命换钱的资本。
1922年,英国探险队攀越珠峰时,7名夏尔巴人死于雪崩。从那时起到现在,夏尔巴人作为高山协作,命丧珠峰的人数异乎寻常的高,超过攀登珠峰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看到这里,有“书米”可能会问,夏尔巴人用命换钱,收入想必很高吧?
现实很残酷。
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乔恩对此有具体记录。
在登山季节,夏尔巴人两个月的高危工作,大概可以赚到1400-2500美元的报酬。这个数字,在像皮特曼女士那种登山豪客眼中,不过是毛毛雨,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在人均年收入只有160美元的尼泊尔,却是个相当诱人的数字。
如今,数百具尸体散落在珠穆拉玛峰上,可谓是聚敛魂魄无贤愚。
他们之中,有的人花了大把钞票,为追逐刺激,过把瘾就死,算是死得其所;有的人则是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孤魂野鬼,而那个嗷嗷待哺的数口之家,很可能也随之失去了唯一的男劳力。
在1996年珠穆朗玛峰死亡事件后不久,互联网上的某个珠峰论坛,出现了一个夏尔巴人写的帖子,内容字字戳心:
我是一个夏尔巴孤儿,20世纪60年代末,我的父亲为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时,死在了孔布冰瀑上,1970年,我的母亲在为另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时,因心力衰竭,死在下面的佩里泽。为此,我和妹妹被分别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家庭抚养。
从那时起,我再没回过家乡,因为我认为它应该受到诅咒。我的祖先,为了躲避迫害,逃到了喜马拉雅南麓,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萨迦玛塔”的庇护(萨迦玛塔指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天空之女神),作为回报,他们理应保护女神的圣殿,免受外来者的侵扰。
但是,人们却背道而驰,他们帮助外来者探路,帮助他们进入圣殿,并站在她的头顶上,以胜利者的姿态欢呼雀跃,亵渎她的每一寸肌肤,污染她的胸膛。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为此搭上性命,而另一些人虽能虎口逃生,却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那些自认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有钱人,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即使是号称永不沉没的它,不是也沉没了吗?
这个帖子,为日渐被污染的珠穆朗玛峰出了一口鸟气。
截至目前,登山者在珠峰留下的垃圾,已经泛滥成灾。
有媒体称,每年有大约12吨的排泄物留在珠峰上,珠穆朗玛峰快变成垃圾场,一半尸体,一半屎堆……
以前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现在是不到珠峰非好汉,当初肃穆冷清的所在,如今已是人满为患。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商业探险的泛滥,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13岁的小女孩,只要交上一笔不菲的费用,都能尝到会当凌绝顶的滋味。
2019年5月23日的这次珠峰大拥堵,有几百人挤在山脊,在“死亡地带”等待登顶。有位职业登山家吐槽,这不是珠峰的体验,这是猪圈的体验。
以参加商业探险队的方式攀登珠峰,主要是富人圈的游戏,他们花钱购买富有经验的领队充当保姆,还有专属的夏尔巴人,帮助他们驮运物资上山。
在中国,登山土豪们购买装备,参加培训,获得一系列服务,动辄花掉三四十万元人民币,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即使武装到牙齿,服务再无微不至,都无法100%保证登山者的安全。
根据2005年中国国家测绘局测量,珠峰岩面高度为8844.43米,相当于一架波音747的航行高度。在这样的高度,理论上来说,是人类生命的禁区。
按照高山医学的判定,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环境下,成人的智商只相当于6岁小孩,这种情况下,由于登山者头脑迟钝,体力消耗殆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在天地不仁的世界之巅,人们追求名利的欲望和征服自然的雄心不断交织在一起,又不断被冷冽的寒风吹散。
究竟到什么时候,这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所谓的“征服自然”,不过是虚妄。就像一位中国台湾歌手唱的那样: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
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报名收费不菲的商业探险队,冒着生命危险,以速朽之躯,去攀登一座存在了千年万年的山峰,还自欺欺人地美其名曰:我征服了世界最高峰。
醒醒吧,朋友,你们自鸣得意的行径,不过是给冰清玉洁的圣域,留下一吨又一吨的垃圾,让珠穆朗玛沦为一座屎尿之山。同时,还得加倍小心,免得一不留神,就搭上自己的性命,成为未来登山者的路标。
这种被商业和虚荣浸淫的登山行为,一点都不诗情画意,也一点都不可敬,相反,它反映了人性的弱点,可笑,更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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