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与“道”（二）
书目：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
两汉的文学批评在很多方面是基于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内容开展起来的。他们继承了儒家对于文学作品具有“美刺”功能的观点，以此创作汉大赋并同样以此对汉大赋展开批评。同时，一部分汉代文学批评中对于中和之美的强调，也是从这个层面而来，这种观念常常体现在他们对于屈原本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当中。
首先从《诗大序》来看汉人对《诗经》的评述。《诗大序》中主要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情志”说，“六义”说，以及“讽谏”说。关于“情志”，他们是这样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也就是说，诗是人们心志、情志通过语言表现出的一种形式，它是人们表达情志时所选择的载体之一。而在之后，他们又提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并且认为不同的“音”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环境。得到大治的国家有自己的“音”，混乱的国家也有自己的“音”，灭亡的国家同样有自己的“音”。这样一来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是人们情志的载体，情志通过诗来表现，诗在表现情志时会体现出不同的风貌，这种风貌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情志”其实也可以算是“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对于儒家来讲，“道”的内涵在于他们美好的政治理想。而这种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时，就应该创作出“治世之音”的诗；得不到实现时，就会体现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由此可见，《诗大序》所谓的“情志”，就是“道”在现实中实现与否的结果，最终反映在人们心中的表现。
再来看“六义”说。如果说“情志”反映了“道”这件事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从对“六义”的定义来讲，这种含义就更加明显了。以“风”为例。《诗大序》中对于“风”的解释是这样的：“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样来看，“风”就是诗的教化作用和讽谏作用的直接体现。那么如果要求诗具有教化和讽谏的作用，它的内容就必须符合“道”的内涵，必须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体现。所以似乎可以认为，《诗》的内容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必须在本质上体现儒家的“道”，并以此起到教化、讽谏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诗大序》几乎就是儒家学说中文道关系的体现之一。尽管它并没有直接论述文与道的关系，但全文的写作是建立在对文道关系的认识之上的。
再说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司马迁对屈原的人格与作品非常推崇，他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的立足点主要在于屈原忠君爱国的高尚人格及《离骚》所表现出的不平之气。扬雄则认为，《离骚》与《诗经》的精神本质是一样的。那么似乎也可以认为，《离骚》所表现出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及明君贤臣的美政思想，也都符合儒家学说中“道”的内涵，可以看做是“道”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而司马迁、扬雄等立足于此而对《离骚》展开批评，事实上是立足于文道紧密结合的理论上的。他们并没有非常看重《离骚》的艺术形式、艺术表现等，而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离骚》所体现出的种种政治思想上。由此，班固甚至否定了《离骚》的浪漫主义风格，而王逸亦由此为《离骚》正名，驳斥班固对楚辞的否定。
至于汉大赋，它的创作特征就是“劝百讽一”，虽然原本的目的是进行劝谏，却掩盖于其华美文字的外表之下，完全被忽略了。扬雄也是针对这一点批判了汉大赋的创作。这种批判，与后世对于“文”未能体现“道”而对“文”予以驳斥和否定，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都是基于这些作品注重文学形式而忽略了“道”的内涵而发起的。这与后来反对过分注重文学形式而忽略文学内容的观点本质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立论的落脚点就不同，一种是要求文学作品必须言之有物，至于这个“物”则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另一种则是要求文学作品必须言之有“道”，要通过对“道”的表现而对现实的政治生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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