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命运温度的女性形象
——萧红《同命运的小鱼》文本分析

备注: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萧红,作为东北抗日作家群的代表人物,除书信和诗外,创作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故乡呼兰河为创作背景的小说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另一类是以哈尔滨旅馆生活为创作原型的散文集《商市街》。这两类作品其实并不受文体限制,小说擅长用散漫的诗化语言叙述,自然而然。而散文集则更像具内在联系的小说连缀而成,因为各个篇章颇具故事性。从人物塑造来看,小说集中的人物形象多为东北大地生存的普通人民,描述的是作者故乡的风土与世故人情。《商市街》这更具自叙性色彩,讲述的是萧红本人的真实生活经历,在这一类作品中个,萧红笔下的“我”,既是她,又不是她。于是,带着这种思考,进入《商市街》中颇具特色的《同命运的小鱼》的文本分析,本文将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人物塑造的对比艺术和人物形象独具灵魂深度这三个方面来探究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艺术魅力。
一、 “我”是丰富与复杂的完美结合体

备注: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你就是你
是四月的叶嫩花初
你亦是十月
料峭和落叶
你也是盛夏的夜空
以及严冬的大地
文本由“一事两人”构成,“我”和“郎华”是小鱼的主人,目睹养在水盆的5只小鱼陆续死去。由于此文选自《商市街》,此散文集是作者本人与恋人在哈尔滨某旅逛艰难度日的真实生活写照。本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展开叙述,而“郎华”这样的称呼在作者书信中很常见,即指其同为东北抗日作家群的代表人物的恋人萧军。所以文中的“我”和“郎华”即是依据萧红和萧军创作的,由于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人物形象本身的自叙色彩,使“我”这一女性形象居于文本主体地位。
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不是偶然,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密不可分。首先,“我”具有真实性,源于人物形象的自叙性色彩,“我”的创作原型即作者本人,“我”所经历的事曾真实发生在作者本人身上,所以这个故事是属于作者本人的,于是“我”会染上作者的色彩,比如性格,思想,做事风格,以及说话的方式。“我”对死鱼的多愁善感源于作家本人的感性思维,而“我”由濒死之鱼论及自由,是因为作家本人透彻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其次,这种真实性,不足以使人物形象完美。自叙也不等于自传。热奈特曾在《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指出:“第一人称叙述是有意识的美学抉择的结果,而不是直抒胸臆,表白心曲的自传的标记”。因此“我”既真实又独具特色。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复杂和丰富。“我”和林黛玉的性格中,均有对立又统一的特质。林氏聪慧但清高,她天资聪慧,文学才华力压群芳,但她寄人篱下,极为敏感,甚至有些尖酸刻薄。而“我”则既善良又残忍,愧疚因自己贪玩而使小鱼疏于照顾死去,但对小鱼被解剖又袖手旁观。“我都是守在旁边,怕看,又想看。”甚至还吃了烧好的鱼,尽管吃得很少。虽然清高和残忍并非高尚品质,但这些描写的成功之处正是塑造性格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实现了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的转变,从非黑即白的脸谱式人物道人物个性化的转变。
二、 充分应用对比艺术塑造人物形象
备注: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下雨的时候
天空是很低的
泥水溅湿裤腿
而晴朗的天空
白云高飞 蓝色澄澈
于是你在阳台铺开信纸
等待所有阳光舒展羽毛
“我”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离不开对比艺术的应用,文中有三对人物关系,分别是:1,“我”和鱼;2,“我”和郎华;3,郎华和鱼。郎华自始至终是拒绝和鱼交流的,“我”和鱼这组关系着墨最多,然而“我”和郎华这组关系才是核心,正由于这三组关系的对比,以及“我”,郎华,和鱼的人物形象对比,使“我”的人物形象得以最大限度地塑造。
小鱼之死是文章剧情发展的导火线,于是陆续展开这三组人物关系,两个主人公由此登场,“我”和郎华对死鱼和濒死之鱼的态度截然相反。首先,表现为性格差异,郎华勇敢,“我”胆怯。“郎华剥着,我就在旁边看,然后看着也有点躲躲闪闪,好像乡下没有教养的孩子怕着已死的猫会还魂一般。”“我”好像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孩子,竟然会把鱼的冰凉的身子想成蛇,如此胆小。其次,两人的差异来自更深层的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对剩下的两只濒死小鱼,“我”和郎华论及自由,“我”觉得“它一定是感到不自由才忧愁起来。”而郎华笑了,讽刺我的浪漫主义。显然郎华更现实和世故。两人追求不同的人生,他们的观点并无交集,彼此也并不给予安慰,也无所谓提供争辩和解释的时间。由于本文采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并不知道第一人称视角之外的事,所以除去谈及自由时,两人面对面的交流情景,郎华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总是背对着“我”,他背对着“我”剥鱼,深夜只留给我敲击鱼盆的背影,以及把“我”一个人留在空漠的屋子,于是郎华的人物形象几乎成“我”的背景,文本并不涉及他的心理活动。他作为扁平人物,很好地衬托了“我”这个圆形人物,福斯特曾在《小说面面观》中区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任务圆形人物之所以比扁平人物生动形象,就源于圆形人物避免了扁平人物的单一性格,能体现性格的复杂及流动性,使之丰富复杂,并具有立体感。
郎华既拒绝和“我”交流,也是拒绝和鱼交流的。“我”的交流受到恋人的漠视,所以我的交流对象由人转向鱼。郎华和“我”都是鱼的主人,但在与鱼的不同关系中,展示出热和冷的对抗与冲突。对于鱼,郎华始终以主人姿态自居,他冷静剥鱼,反对鱼有自由权,在“我”的提醒下,偶尔敲下鱼盆。而“我”和鱼的关系以情感交流为纽带,“我”会在剥鱼时害怕。因为恻隐之心,“我”会担心小鱼被渴死或饿死。“我”甚至相信小鱼也拥有自由的权力。“我”向与付出的感情实则是感同身受。《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的伤春之吟,正是因为后花园中花开绚烂却无人欣赏,与自己青春貌美却无人疼惜如出一辙,所以面对百花,不禁叹息如花美眷经不住似水流年。而“我”与小鱼的情感相通指出则是都在忍受寂寞的命运,这寂寞来自寒冷和饥饿的威胁和逼迫,以及精神依靠确实的性灵之悲。在《商市街》的其它作品中,不乏对饥寒交迫的困窘生活的描写,比如萧红写饿,说面包要吞了我,桌子要吃了我,让人不寒而栗,掉下泪来。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我”深深懂得小鱼的寂寞,所以“我”不惜向它付出感情,恋人对“我”的冷漠不可以转移给鱼,所以“我”非常珍视和鱼的情感交流,在这“人与人”和“人与物”这两对关系对比中,拓宽了情感阐释空间,也使读者被抒情女主人公的丰富真挚感情深深打动。
三 、用心理描写挖掘人物形象的灵魂深度
草长在草径里
听见时间经过时钟
听见一颗心在脆裂
不敢惊动你的灵魂
文本中,由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缺乏情感交流,所以“我”与郎华的交流实则是变相的内心独白,而“我”与鱼更为流畅的情感交流实质是把鱼看作自己,在自言自语,正是大量心理描写,有利于挖掘灵魂深度,深化主旨。
在“我”的心理活动中,有三个关键词:死、活、自由。“我”的内心风貌涉及两个精神层面。第一是生理层面,关于死与活,“我”和郎华剖了死鱼烧成菜,这不是刚从菜市场买回的新鲜的鱼,尽管“我”并不希望鱼会死,只盼望着它们好好活,所以“我”随时为它们提心吊胆,但这并不能掩盖饥寒的困窘。剖鱼的鱼腥让”我”想到:“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而“我”灵魂最可贵之处便是在贫困中坚守良知正义,依然以女性持有的温度去认知世界。《商市街》中描写到一个细节,说她闻到房间外别人的面包香味,几次想去偷,但终于放弃,所以作者在残忍世界中为我们展示了灵魂的固执和高贵,闪耀着人性光芒。
而这种人性的温度也涉及更深层面的精神饥渴,郎华的模糊形象,是恋人情感困境的侧面描写。这引发了“我”对女性如何抵达真正自由的思考,她跟郎华说:“把它送到江里一定能好,不会死。它一定是感到不自由才忧愁起来!”“怎么送呢?大江还没有开冻,就是能找到一个冰洞把它塞下去,我看也要冻死,不然也要饿死。”“我”对自由既向往又迷茫,卢梭本人在论述自由时,也提及它也可能变成人性的枷锁,受益鲁迅在《娜拉走后》说:梦是好的,不然钱是要紧的。作者正是意识到女性自由的艰难性,才会发出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但这种思考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也许以家庭出走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争取女性自由权力的努力不会停止,由此“我”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形面上的哲学思考深度。
结语
在文本分析过程中,似乎自己亲身经历经历饥寒,但我也不懂得,不是每个有过此种体验的人都会成为作家,萧红之所以是萧红,因为她能将饥饿和寂寞吞噬她的感受变成震撼人心的文字,又竭力在这废墟上种植人性花朵,塑造出能够触摸艰难命运温度的女性形象。鲁迅曾在《彷徨》序言中提及作文是为了“死真正的勇士,不慎于前行”,无论在任何时代,真正的勇士和人性光芒都弥足珍贵。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对文学心存敬畏的原因,文学不等于历史。文学会阐释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就在每一个人脚下展开,我们需要文学的潜能,需要在历史中追寻可能,追寻属于每个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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