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法有法》

今天读了孙晓云女士的《书法有法》一书，认我受益匪浅，可以说将我这个“伪书法爱好者”的任督二脉打通。

在我看来，孙女士用侦探小说的路数，向读者讲明了书法之“法”，乃指“笔法”，而笔法之法乃实指“转笔之法”。

而且转笔之法也需在唐陆希声「擫、押、钩、格、抵」五字“经典”执笔法之下的“转笔之法”，因为这种执笔姿势最适合转笔，最利于控制纵横用笔：

以右手“经典”执笔法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令笔画纵横自如的方法，即是“笔法”运用这种笔法，即是“用笔”。严格地说，用笔法写成的字才是“书法”。

这也就解释了我心中一直有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书法如此强调中锋用笔？因为不捻转笔杆，写出的字不仅难看，而且会致使笔尖分叉，会影响书写速度与顺畅程度，而中锋用笔恰恰就是捻转笔杆过程中“常使笔尖画中行”（田蕴章语），而唯有如此才能使书写在艺术与实用中达到最佳平衡。

可见，毛笔诞生之日，就是转笔技巧产生之时。作者进一步指出转笔指法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汉字造型的演变是受毛笔的限制，毛笔又受捻转的限制，捻转又受手的限制，手又受拇指的限制：人类的拇指上节只有3厘米左右长短。这就是我们用笔的极限。换言之，一切便捷的用笔技巧，都是限制在这个生理极限内。

正是在这一生理极限的影响下，无数汉字书写者纷纷为如何简便、省力地书写绞尽脑汁，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各式字体，以及字体下演绎出的精彩纷呈的书体恰恰是这一探索的“映射”：

“隶化”的“章草”和“楷法”的“八分”，把这个生理极限内所能运用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汉字造型就停止发展了。

如果说笔直光滑的隶书是便捷书写、减少转笔的开端，那么草书就是这一趋势的极端。草书始于章草“急就章”，急就章的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在正规奏事时急就书写的、简约的、有法则的、规范化的草书。作者将其比作古代的速记，十分恰当。莫怪乎作者认为“章草”是书法演变的句号。

有意思的是，草书始祖章草也受到了转笔的限制。

章草由于尽量减少发力次数，因此多连续同一方向用笔，当有力富余时，便毫无保留地“发”掉。故章草中的“捺”不是按正常规律的。章草中的“捺”有两种。一种是上仰状的，一种是下抑状的。上仰状分明是左转笔最后的发力，下抑状分明是右转的最后发力。

同时书法转笔也随着汉字书写工具的改变不断发生变化。作者在书中首先对毛笔的笔杆直径和鼻毛的制作材料进行梳理。作者发现，毛笔产生之初用的是兔毛，笔杆极细，直径也就由0．4厘米左右，因为当时的书写方式是左手拿着书写材料，右手直接书写，只有用细杆且笔毛坚挺的笔才能方便书写。

东汉之所以是楷书形成发展的时期，是因为笔杆直径由0．4厘米加粗至0．6或0．7厘米，而且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笔杆都保持这个直径尺寸。笔的规格变了，而生理限制与书写习惯并未改变，于是楷书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笔转起来就会发现，线条竟然趋向于简约方直，笔画趋向于方直，是从字形上看。但从用笔上看，我在上两章已说过，由于手拿，附垫不稳定，若笔杆在直径0．4厘米左右时，笔毫一接触简牍或纸面，便要立即转笔，使力均匀分散，呈曲线，且不易控制字形。所以古人在处理这种状况时，往往笔笔断开，一个字经过多次转笔发力，目的是线条流畅、用笔稳定且容易控制字形。

这样的发力，速度迅猛而准确到位。在有大量公务要记录下来，又无打字工具的时代，既司以加快书写速度，又能整齐美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笔杆也在不断加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牺牲了转笔的灵活性，但是能够使书写更加平直，字能写得更大，因为笔杆在手指中转的圈数越多，线条越曲折多变；相反，减少圈数，笔画越平直，可写大些的字。

所以，唐代以后的毛笔，有些就笔杆加粗。如若笔杆再粗至直径1．5厘米以上，转起笔来就显吃力，笔易滑落。难怪传说唐代书家柳公权向笔工诸葛氏求笔，诸葛氏将当年王羲之常用的笔相赠，柳氏却不适用。

由此也可看出，同是唐代楷书大家，为何却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书写形式的改变也会影响书法的进程。唐末五代，才出现了，是纯羊毫笔，当时称为“散卓笔”，即无硬毫作柱，较软。但这种笔居然到了宋代颇为流行。因为在宋代，桌椅以完全普及，有桌椅，臂、肘、腕都有了依托，自然不大需要用硬毫笔心作依托，软的羊毫笔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