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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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现实政治中，从来都不缺与君权对峙抗衡的权力，诸如军权、相权、宦官、外戚，而宋代君权相权的此消彼长则是现实政治的最重要的特色。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抗衡消长，在传统政治中，君尊臣卑依然是其核心与主流，是君臣关系的决定因素。宋代君权、相权的抗衡亦非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所值得研究的地方是：在“君臣共治”的理念下，宋代君相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运行的一些新变化。

       一，权力的源头依然是君。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仁宗时期未得半分重视，在神宗时期则引为变法纲要，即使宋朝有君臣共治之传统，君——“人主一念虑之趣向”依然是权力走向的决定因素。

      二、相权的扩大有制度性的程序保证。君权的枢机是出令，这个令从参试、封驳到施行却属于三省，只有经过这层层程序，皇帝的令才去的合法性。朱子称之为“朝廷纲纪”，故“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也曰皇帝独断即使“有当于理”也“非为治之本”。简而言之，宋代一方面君有制命之权，即“权源”，另一方面，臣相有“执事”之权，共商共议“以求公议之所在”。

      现实与理想永有差距，理想落入现实会有怎样的演变、偏移？理想遭遇权力会走向何处？宋代演绎了一场怎样的君相之路？余先生认为一切以神宗和王安石的君相关系为巅峰、为特色、为集大成者。

       王安石的相权实属非常性质，设“三司调例司”，类似今天的工作小组，其实就已打破一定的程序，突出了“相”位之权，成为非常相权，其后更是扩大相权，权随人移，王安石任何职，何职就有权，这一事实之后所隐含的有，神宗的倾力支持、无限信任和变法热忱，安石推新法有一股强烈的精神动力所谓“以经纶天下为已任”。某一阶段，在神宗的主动认同下，君权与相权某种程度上短暂合一，神宗将其君权纳入了王安石相权运行的轨道，毫无疑问，这种运行模式不可持久！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的共同理想上有短暂结合，理想一旦落到现实的权力世界，可以断定的是权力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后期神宗与王安石的信任破裂，乃至王安石最后的被清算，殊不知就是相权过于扩张威胁到君权的原因呢！

      余先生告诉我们对此的思考也应从两个方面来讲。正面来看，象征了士大夫治天下的权力已经取得皇帝的正式承认，他们各尽职守，为人民建立一个合理的生活秩序，王安石的相权非神宗的特殊赏赐，他的授权时履行皇帝的公共职务，王安石所取得的相权也不是个人的，而是代表士大夫接受，君臣二人对于君相关系的认识到了相同的新高度还加以实践，这是他们超越时代的地方。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记载“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

       然而正面意义很快向反面转化了，神宗与王安石各自为君权、相权的核心，各自周围都有不同的权力集团，君则虑“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相则虑防人窥其“间隙”，因而分化与裂痕是必然的，神宗亲定元丰官制寓以分宰相之权，事实上，自王安石之后，宋代权相不断出现，如秦桧揽权、参知政事事后押字、台谏听命宰相等，这也是正印证了君权的担忧，所以，在志同道合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权力的合理、和平分配、和平过渡是一个大问题，

       无论是理想还是现实，权力关系及运作方式都有其自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