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记得六连的战友旋子说，有个叫孙金丽的北京女知青，在大白天，和战友于春芳一起去菜地上班。那天正是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阳光明媚。她们过小桥时，突然前面刮起一阵打着旋儿的妖风，吹得黄沙树叶漫天飞扬，吓得她们又往回跑。于春芳在前面，孙金丽在后面。于春芳跑过桥后回头看，发现孙金丽已经掉下桥，拼命抱着水里的柱子吓得喊不出声。于春芳说你抱紧柱子别撒手，我去叫人来救你。可是等她叫来人救上孙金丽，金丽已经不行，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于春芳说孙金丽泡在水里时，小桥的天上有一大块黑锅底一样的黑云。有人说孙金丽是被牛郎接走了。下面是八连男知青宿艳明写的，他自己的生死经历。
《风雪夜》北京知青宿艳明
八连宣传队有一面旧铜锣，发出的声音已经很不好听，混浊、不清脆、斯斯哑哑，难怪人们会把某人难听的嗓音比作——破锣声。
开始，旧铜锣的中间裂开一道小缝，逐渐又变成一个小洞，终于，这面破铜锣经历了千千万次的敲打，该下岗了。
经过与团政治部取得联系，同意发给我们一面新铜锣。
就这样一件小事，也要惊动团政治部。
但是，铜锣虽小，政治事大，铜锣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岂能小看它！
于是，我很高兴，我就是演大春的角色，我自告奋勇地要求，我要亲自徒步去团部，敬领这面崭新的铜锣。
八连到团部，往返有四十公里的路程，对我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大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那天下午，我从八连出发，到了团部，领到新铜锣，背着铜锣往回返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冬季夜晚来的早，在中滩荒僻的原野里走路，从南往北走比较安全，因为远处房子的窗户会有亮光，可以辨别方向。
但是，如果从北往南走就容易迷失方向，因为内蒙的房子都没有后窗，没有亮光给你指路，一旦在冬季走失，就会活活被冻死。好在我是大春，勇敢无比，而且非常熟悉这里的路途。
走到九连时，天突然开始下雪，纷纷扬扬，一会儿功夫，道路就是一片白茫茫。
我一个人走着，并不害怕，我好在是个男儿，没什么好怕的。
我知道，走过二连的水闸口，再顺着渠道往北走，就能走到我的八连。
我在呼市知青关小刚的二十一班放过水，因此对渠道和每一个水闸口，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也知道，八连的场院里有一条可恶的大狗，经常咬伤路过的战士。
有一次，呼市知青包洪刚探亲回来，经过场院时就遭到这条恶狗的突然袭击。当这条像牛犊一样大的恶狗扑向他时，吓得包洪刚魂飞胆散，大喊救命，幸亏有战友及时赶出来，否则包洪刚就成了这条恶狗的盘中餐。
我可不想成为恶狗的盘中餐，我必须绕开大路，从北分渠向东迂回。
走到菜地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大雪漫天飞舞，越下越大，小路和渠梗都被大雪深埋。
此时，我突然想起以前这里有一大片积水，现在这片积水一定被封冻，我可以选择从这片冰面上走回连队，这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我就下了渠道，踩着冰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着，走着，我发现冰面上有被人踩过的隐隐约约的脚印，我想这个人一定没有走远，有人作伴一起走，那多好！
其实大春有时候，也不喜欢老是一个人，大春已经一个人走了好几个小时，要是现在白毛女跳着芭蕾舞过来，大春一定迎合她一起跳。
看着隐隐约约的脚印，我真想大喊一声，可是又怕引来那条恶狗，还是顺着脚印快走吧。
这样又走了十几分钟，估摸着应该到达井边，我停下来，仔细分辨方向，其实周围一片白茫茫，根本无法分辨方向。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是绕着自己的脚印在转圈，我又回到了原地。刹那间，恐惧控制了我，我遇见 “ 鬼打墙 ”了！
在场院干活时，大家聊起 “ 鬼打墙 ”，说人蒙起眼睛走路，没有方位感的时候，是斜着一个方向走的，只会在原地打圈圈。
大家还搞了试验，把一个战友蒙起眼睛，让他走，结果他就是在场院转圈。
这时，大雪糊住了我的脸，帽子已经结冰，四周一片雪白，就像四堵墙，没有任何物体可以参照，让我分辨方向，现场只有我自己凌乱的脚印。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站在原地发傻，我要赶快做出决定，否则我马上会被大雪吞噬。
于是，我决定沿着脚印往回走，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 这“ 鬼打墙 ”。
我还决定，在最后时刻，我要大喊救命，不顾大春的面子，我宁愿被恶狗咬死，也不愿意被冻死！
正这样想着走着，突然一个跟斗栽进大雪坑里。
我跌坐在大雪坑里，身心极度疲惫，恐惧感袭来，几乎崩溃，不由想到了死。
想到死是没有回程路的，由此想到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难道我真的要和他们永别吗？
又想到八连宣传队的战友们，还在等着我的新铜锣，他们在盼着我平安回去呢！
我躺在大雪坑里，身体得到休息，头脑反而渐渐清晰起来。
这个大坑是怎么形成的？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大雪还在继续倾泻，很快就会将我掩埋。
但是我突然想起，这个坑正是菜地班在春季放水时冲开的口子，使水跑到场面南侧的低洼地，才形成了一公里长的积水洼。
也就是说。我现在躺着的大雪坑，就是那个大口子。于是我知道了方向，我顿时有了力气，我又是那个勇敢英俊的大春了，白毛女在等着我去救她呢。
我使劲地爬出大雪坑，顺着那长长的冰面，凭着记忆，不顾一切地跑着，好像后面有恶狗追我一样，我拼命地跑，终于跑回了连队。
在那个天黑雪大的夜晚，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捡回一条命。
回到连队已是九点多，战友们还在排练节目。他们正在为我担心，怕我一个人在雪地里走错方向，看到大春平安回来，都围着大春，纷纷赞扬我。
在战友们中间，我顿时感到阵阵暖意，惊慌和寒冷立刻跑的无影无踪。
我把新铜锣交给队长，任务圆满完成。
在大自然面前，生命是那么脆弱，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我庆幸自己化险为夷。
经过这次生死的考验，我觉得自己更加坚强，也真正懂得了生命的价值。
后记：我不知道在我们内蒙兵团，这样意外死亡的知青到底有多少？这个宿艳明要是个女知青，恐怕也无法活着回到连队。内蒙的天气恶劣多变，连队周围又都是荒僻的地方，连队也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和劳动保护，知青的生命在那个时候非常脆弱，微不足道。如今，唯有我们知青战友们无法忘记，那些很早就意外夭折的战友们。
舟山知青郑志良《浇水》
1971年九月的一天，我们在内蒙白彦花车站下了车，接着，拖拉机又把我们拉到远在黄河岸边的八连。
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有人叫到我的名字，我站出队列，这时一个光头战士走过来望着我。
只见光头身上裹着一件羊皮袄，腰里系着一根麻绳，像个老乡，其实他就是呼市知青关小刚。
连长指着他说：这就是你的九班班长。
九班是浇水班，负责八连上万亩农田的浇灌任务。
黄河管理局分配给我们八连的，第一次浇灌时间是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在这个时间段，黄河通往我们连队的闸门开始打开，混浊的黄河水顺着中心渠，流向我们八连的沟沟渠渠。
内蒙的五月，早晚的气候还是很冷，但田里的麦苗已经有寸把高，正是需要浇灌的时候。
浇灌时段是九班最辛苦的时候，在关小刚班长的带领下，我们两人一组负责浇水。
我们开沟把黄河水引入农田，每浇完一块地，再把口子封好。然后换一块地再开口子，再封口，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在田里跑来跑去，不断地挖着封着，填着跑着，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
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关小刚作为班长，更是带头以身作则，有一次他三天三夜没合一下眼，等回到宿舍，连炕也爬不上去，硬是我们几个人把他拽上炕的。
浇水时最怕的是，因为流水湍急，把原来挖出堆在旁边准备封口用的泥土都冲走，我们只好到很远的地方，一锹一锹地去挖土，再找一些树枝木条插在开口处，挡住急窜的水流，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封住口子。
还有更严重的是，有的农田地势比较低，水流更加湍急，等浇完地，口子又深又大，甚至可以站下一个人，而旁边封口的泥土早被冲的一干二净，这个时候，两个人是无能为力了，只好召集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堵住口子。
白天，我们放水堵口子，晚上我们还要提着马灯，背着铁锹，走在漆黑的田埂上，检查每一块农田是否浇过水，哪块农田还没浇过水。
在野外浇水，除了我们一个班的几个人，再见不到其它人，就是一片空旷无际、望不到头的原野。
一天晚上，因为人手不够，班长分配我一个人到四号地去浇水，并吩咐我浇完水，到三号地中间的窝棚里集中。
当我一个人快把四号地浇完时，头上突然一道急速刺眼的闪电，接着就是一声震人发聩的炸雷，仿佛就炸在我的身边，瞬间大雨倾盆而下，我立刻被淋得浑身透湿。
我急急忙忙、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田埂，歪歪扭扭地往三号地的窝棚跑，一边跑一边害怕，那时我还小，我怕被炸雷劈死。
突然，又是一道耀眼的闪电，一声爆裂的雷声，随着着吓人的雷声，我手里的马灯突然熄灭，顿时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心中充满恐惧，我已经无法分辨方向，一个人糊里糊涂地、战战兢兢地在原地转来转去，转了一个小时。
当班里的几个战友找到我时，我鼻子一酸，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只觉得有水在脸上哗哗地流着。
后记：写到这里，我的眼睛也有泪水流出来，郑志良是我的老乡，他是一个文文弱弱的书生，看到他有过这样一夜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时候他也就十六七岁吧，也是一个小小少年，我不禁有点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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