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忏悔录绝非真“忏悔”
西安事变作为20世纪左右中国命运的一场重大事件，学界给与极大关注，论述颇多。对于类似于西安事变这样的重大事件，我们看到名词时会产生许多印象，可是细思，却感觉知之甚少。以往对于此事叙述多受许多回忆录的影响，张学良本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更是作为重要资料来源。
然杨书中却对于使用回忆录的诸多短处做了质疑，回忆录虽然具有档案资料所不具备的立体感和直观性，可以提供作者个人的视角，但是回忆录毕竟是事隔多年后的回忆，难免有的地方模糊其词，更何况如若没有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旁证，自然不能作为判断史实的唯一依据，可是以往有关西安事变的作品多有此种情况。
杨奎松先生此书读来，第一感觉是贯穿全书的逻辑推理，前因后果的连贯叙述、各派力量的利益权衡，面面俱到。而不是以往诸多历史著作中“讲故事”叙事方法，固然流畅的叙事风格可以使读者清晰认识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也因文字灵活而趣味性强，但是对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专业训练作用并不是太大。
在杨书中，作者利用电报、文集等档案资料，结合当事者大量的回忆录，考量当时中共、南京国民政府、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张学良东北军、共产国际等几个核心力量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利益和处境采取的举措，来探讨那段复杂的历史脉络。对于西安事变前夕、西安事变中、西安事变后中共和张学良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和分析。
“少帅”张学良
二、质疑与挑战方见真实
如“前言”中作者对于自己写此书的的缘由进行陈述：“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若作为常人，或者治史态度不够严谨，自己主见不够坚定，遇到如此评价，想来定会望而却步吧。杨奎松先生并未迷信权威，他说：“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想正是他敢于质疑和挑战的勇气以及扎实的治史风格，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精彩绝伦的著作。
这也启示我们后生晚辈，一方面要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如此才能找到自己新的特色和风格。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自己的问题意识，那些最常见的结论性成果里可能存在很多未搞清楚的真相。就如同辛德勇先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和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对几乎已经是定论的汉武帝下罪己诏一事进行重新分析论证，而对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结论提出质疑，在学术界掀起争议。杨林坤师有言：“能引起争议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诚然，此类文章和专著绝非一般治史者可及，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多种力量角逐和社会环境综合演变的结果。历史事件的发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万不可以后来者的姿态进行叙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综合时局的分析才是较为客观和正确的方法。“秉笔直书”难能可贵，排除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更是明智之举。如同为何张学良会对中共态度转变等问题，根据杨奎松先生的叙述，是因为东北军在1935年12月和红军交战时，不到两个月时间，张学良已接连损失两师，少帅“心中倍增剧痛”。当然，这也让张学良更加深刻认识到内战对于优秀将领损耗的无益之举，因此想用“和平”之办法，解决与中共的关系。又因张学良的东北军是一支亡国、忘家的军队。张学良深知要想回东北，必须先抗日，要抗日，内战自然不能再继续下去。
可是自己视为上级的国家领袖却倡导“攘外必先安内”之策略，怎能依靠他呢？当时举着抗日大旗的中共自然成了他的一个选择。当然，苏联对于中共的支持更为重要，是为“打通国际路线”。让张学良气愤的是，他偶然得知蒋介石也在联络中共，而他给自己的命令是“剿匪”，这让张学良觉得蒋在借刀杀人，“一面让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越过东北军去与中共谋和”，消除异己。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刺激。自然觉得自己联合中共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理解。
杨奎松先生
三、深切之同情与理解
近年来对于张学良的爱国形象宣传与叙述使得我们对他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认识模式。但是，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于统领十几万东北军的张少帅更是如此。他要考虑的太多，面临的局势也是非比寻常的变幻莫测。高华先生曾言：“对于本书所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与客观。”或许不仅张学良，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决不能依靠我们的好恶偏见去认识，他们是“历史人物”，我们是叙述者，自己的“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于客观。”无疑当时的中共多方面是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指令的。
如对口号的调整即“从前把抗日与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要联合蒋介石抗日，要指出认为反蒋战争有进步性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对张学良入党问题，中共也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会议“否定了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会议中关于‘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当时中共极为担心自己态度的转变会使张学良产生不满。出乎中共意料的是，张学良刚一得知中共欲联合蒋介石的消息，就托人告诉中共，自己“表示完全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他还对国民党当局接二连三表示抗日心迹和委婉要求停止“剿共”的情况。“这从一个侧面或可看出，西北发动对于张学良来说，仍属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停止内战，将举国之力用到抗日上，使他得以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并有重回东北的可能，他张学良应当并不想去冒挑动国内战争、谋取西北一隅政府首席地位的风险。”
瓦窑堡回忆
那这些是否就让我们认为以前对于张学良的固有之认识，即度自己生死于外发动西安事变谋求抗日的观念要有一些转变？因为照此说法，他张汉卿也只是结合自己利益和形势的考虑来做出行动。联合中共也是不得已之举。但是，我们应想到，他是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肩上有太多的责任去承担，于情于理，他考虑的都是自己利益和原则的不违背。杨奎松先生的以下叙述应是最恰当的概况了当时双方的关系：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仍旧考虑的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由以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高华先生在其著作后记中说：“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正面价值和意义。”高书中对于中共革命的叙述也罢，杨书中对于张学良的重新解释也好，始终不能忘记，我们应对他们“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正面价值和意义，远非我们一言两语可以说清，功过评判自然由历史和人民来说。
关于“兵谏”蒋介石是谁先提出，学界比较认可的是先由杨虎城提出，材料依据是：
“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求荣卖友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但是作者认为虽然首先提出者经过后续材料可以证实，但是时间却早于张从洛阳回来之后。并且一向谨慎的杨虎城正是因为看到张学良对于蒋之态度全然不同前此之犹豫不决，常有较为激烈的表示，故而提出此建议。但是张“良闻之愕然”“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等于未必属实。蒋介石突然来西安，在将张杨二人拒之门外的情况下，频繁面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又说张汉卿若不积极开展“剿匪”，将找人替代之等等一系列举措，都逐渐使张下定了决心。
张学良(前左)蒋介石(前右)等人的合影
其实杨书中此类仔细考证的内容实在不胜枚举，例如蒋与苏联之关系、双十二事变前夕蒋召集张杨二位将军赴宴时张之奇怪举动、事变的成功发生时间等等，均有详细的介绍，赘述自无价值。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不仅用历史学家惯用前后时间因果关系的演变，综合因素的分析等方面进行分析，还利用电报发送技巧等进行解释，这为一般历史著作远非能及。
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和平解决其间有经历了许多波折。参与事变的张杨二人也先后失去自由。杨后来更是惨遭监禁，家破人亡。张也说自己的政治生涯在西安事变之后就结束了。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书中，张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对于中共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这毕竟是张学良失去自由期间的文字，而且又是经过后人整理过的文字。张失去自由后写给中共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可见他对于红军印象起码不差。
张恢复自由之后也屡次发表谈话，强调自己对于发动西安事变‘没有什么后悔的’这一情况看，可见张学良的这次‘忏悔’并非由衷之言。同样，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观感也未必是《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所记述的那个样子。”何为历史真实？“小说除了人名都是真的，历史除了人名都是假的”。这句话固然有极大的偏颇之处，但是也道出了历史“为尊者讳”等一以贯之的做法，如何在一层层的历史叙述里找到最接近事实真相，就看“史才、史学、史识”之高低了。
无论后人对于此二人如何评价，也怎么说张少帅冲动、莽撞，丢掉自己老爹张作霖辛苦攒下的东北家业不说，还将十几万东北子弟落得无家可归，自己五毒俱全，又因不顾众人劝阻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使得自己身陷囹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如此之人，怎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对于他的评价或许永远迥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赤子爱国之心和一腔报国之情。无论他做出怎样的抉择，只是想找到一个较为中肯的办法化解中共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早日团结起来，形成抗日力量，驱除倭寇，让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园少受一点伤害。
历史就是如此有趣，因为谁也不需要对过去负责；可是又充满了魅力，因为你怎么解释他就在那里。他的一生充满曲折艰难，失去家园之痛未解，日寇杀父之仇未报。他一生有数不尽的传奇，道不尽的世事沧桑，这个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老人，命运和经历自然是太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原则始终未曾改变，对于曾在20世纪的中国叱咤风云的他，在获得自由之身后说出“我不在乎”之语，也算终于释怀和解脱了吧。
四、于历史中读懂人性
我时常问自己，我究竟因何才会在填报志愿者时选择历史？亦或者说，在大学里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究竟有多少？马克斯·韦伯曾言：“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现在的自己除了看书有时会顺着作者的描述或沉思或窃笑之外，可有陶醉感？高华在《历史学的境界》一书中说：“许多人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历史的，只是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人生设计或生涯规划来学历史的。”历史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一种‘知识、权力的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或者说，应该是一种“学术生产”。
因何学历史？因何读历史？读得什么？到现在还是不能较好地回答。余英时曾言：“学历史的好处不光是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自勉！
201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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