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中国史

皇皇中国史

据说旧时比较富足的一些文人，家中一般会置办一套二十四史，收藏在檀香木的书柜里。因其卷帙浩繁，往往需要占据整整一板墙面，规模相当可观，气派又堂皇。主人即便是装点门面，也是脸上极有光的。但既然花费重金购得，想必也会阅读一二，不纯为摆设。

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若有人能征服它，自然会令世人敬佩不已。网上偶有传闻一些通读二十四史的人物，但我一般不相信，以为是吹嘘和造假。据查，这个大部头总计有3213卷，约4000万字。初步估计，以平均每天一卷或一万字的阅读速度，也要十年时间，这还是很快的阅读速度了，不能有中断。考虑到古文阅读不如白话文简易，以及查阅工具书和参考资料，生活琐事以及工作上的耽误，真能坚持下来，非二十年不能办到。因此，阅读这部巨著，可以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安排。

这么一说，估计很多人就被吓到了。因为体量巨大，信息量庞杂，阅读难度较高，让很多人心生畏惧，干脆一概不读了。加上现代社会已经和古代脱节太多，很多人以为没有实用价值，不能指导现实和提供参考，更觉得没有阅读的必要了。最近还有一篇比较火热的网络文章，说是要人们“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代表“世界文明”向“中国历史”发起了冲击。中国史书似乎在走向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甚至连作为摆设都将失去资格了。

中国历史怎么办，价值还有多少，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史书还要不要读，成为一些人的心头疑惑。中国历史和中国史书依然静静地待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它们不会自己出来说话，能说话的只有深受其熏陶的人们。可惜读书人只顾着读书，学者们只闭门研究，少有面向公众的发声。

不得不说到梁启超，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我每读他的书，总是叹服良久。他创立了新史学，把史学看作一切学问中“最博大”“最切要”的，是国民镜鉴得失的明镜，是萌发爱国心的源泉。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丧乱时代，他敢于大声疾呼，认为中国史学，“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如此铿锵有力的声音，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其要把读史、学史作为每一个国民的义务，天下危难之时更是迫在眉睫。亡国还可以复国，而亡史则是彻底亡国、亡天下了。在他的眼里，中国史学虽有很多弊病，但其优点也是相当突出的。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历经磨难，几次濒临死亡，断而复续，一脉相承至今，虽坎坷却未湮灭，本身就是世界文明中的奇迹。这条文脉似乎有一种韧性和同化的特殊魔力，我以为应主要归功于中国史学的发达和其特点。

首先，世界上少有像中国这样重视史学的国家，历代有官修史书，设有史官专职收藏整理资料。这一点使得中国史学得到很好的延续发展，后一个朝代总是总结前朝兴亡得失，史官们就这样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文人们也喜欢怀古幽思、戏说历史。“厚古薄今”的文化传统虽有弊端，但也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史学的发达，史料较别国更丰富、详实。两千多年的历史，每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均留有文字记录，大多清晰可考，有些甚至可精确到某月某日，虽详略未必恰当，偶有忽视遗漏和虚构情节，但终究瑕不掩瑜。这实属不易，我们居然可以从两千多年起，一年一年地去审读我们的历史足迹，想想都是一件无比自豪和令人畅快的事。同时还有关于史学的理论，如何评价历史、研究历史、利用历史，都有很多真知灼见供后人吸取营养。

其次，中国史学的根本特点是以人物为核心，事件随人物活动而发展，背景因人物出场而铺陈，这和其他以事件或专题为中心的体例有很大不同。以人为本的史书显得很有人情味，把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展露在读者面前，是历史的再现艺术，历史不再是数据的枯燥堆砌、事件的冰冷素描，而是有血有肉、充满鲜活生命的集合体，史书因而有了文学的美感。这种体例叫纪传体，发轫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的两千多年，时代不同，编者不同，但却都坚持了同一个拥有本纪、列传的体例。司马迁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开创了这种围绕人物、褒贬人物、以人写史、以史树人的标准范式。后来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都赖此为基础材料。有了纪传体，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感受历史人物，仿佛和他们面对面，虽然相隔千年，“尘满面，鬓如霜”，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交流情感。在某个时点、事件中，读者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喜其所喜，忧其所忧，以至为古人洒泪。此时古今共融，人我合一，这就是读史“神交古人”的快感。

人们常说纪传体是帝王将相的家史，以此否定这种体例，但在过去家史和国史确实是合一的，把精英人物的家史综合起来，就是一国历史，至少也是主要的部分。精英人物和黎民百姓不完全脱节，其间必有不少关联，由此也可瞥见底层社会的真相。因其忽视略写底层，确是弊病，后来为新史学所纠正。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中国史书有着评判和教化的作用。如前所述，纪传体褒贬人物，借此发挥了一种历史评判的作用。史书好比裁判，历史人物就是运动员。人们行为处事、立言著述，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都不得不顾及千秋万代功过评论的问题。仿佛脑后有一支大笔，时刻跟踪着人们，即使小人物也难逃笔锋。过去有“春秋笔法”一说，传言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怕。因为有了纪传体史书，美名可以流芳百世，恶名也会遗臭万年。文化上的评判对心灵的冲击甚至超过法律。由此又带来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教化作用，给古人立传，同时就是给后人立则，使先贤成为人人效法的先进楷模，恶人成为人人痛恨的反面典型。

也许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是严肃公正的裁判和鞭策育人的严师？不要忘了历史终究还是人民创造，由人民写就的。史书可以短期内被篡改，真相可以遮盖于一时，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却是不可磨灭的。以此观察，过往的历史便是永恒不变的。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忠实地记录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史书为历来统治者重视，特别是英明君主，因为史书中存有大量的治国理政的言论事迹可供参考借鉴。为了巩固政权，坐稳江山，帝王将相们必须认真学习。普通老百姓要知晓国家事理，萌发爱国心和历史责任意识，读史也是最快捷的途径。

我并非主张“沉迷中国历史”，更不是全盘照搬历史经验，今天的问题恐怕远未到沉迷的地步，反而是历史知识太缺乏，历史观出现偏差，动辄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左右。获取历史知识，居然是来自影视剧、小说、网络调侃段子，不悲哀吗？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巨著，可以不要求通读一遍，但能多读一点自然是好事，特别是其中的千古名篇。

中国这座宝山，不要自己给浪费了，更不希望被无聊恶搞的文学影视作品给糟蹋，因为那不叫历史，也算不得“沉迷历史”。

（2017.12华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