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中旬，我顺利地完成了两年学业，正式毕业。毕业后，我没有马上回到农村，而是带着行李来到营口市仪器三厂的施工工地，那时，三哥正在为营口市仪器三厂进行改造施工，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单位通过学校向我所在大队打电话，要求我马上到单位报到，那时我没有在家，家里一时也找不到我，学校和家里都为找不到我而着急。
7月末，我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学校已经打来电话，让我马上返校，说是单位要求我马上到单位报到。得知信息后我马上返回学校，进入学校大门正好遇见英语老师段老师，段老师告诉我，我即将去的单位非常好，是省属科研事业单位，去了就给房子，听到这些我感到很高兴，接着我就来到班主任刘老师的办公室，刘老师见到我后把我埋怨了一顿，说怎么打电话也找不到我，我只好接受老师批评，紧接着刘老师告诉我，让我马上到单位去报到，到单位后先到单位四楼找XXX研究所郭主任，让郭主任把我领到办公室。于是，我独自一人来到了XXX研究所，我跟传达室人员说明来历，传达室人员告诉我到四楼情报室，上楼后，我见到了郭主任，我和他从四楼下到三楼，办公室主任马主任接待了我。此时已接近中午，天气炎热，骄阳似火，加之有点紧张，顿时我全身冒汗，马主任立刻把菊花牌电风扇打开，阵阵凉风向我吹来，顿时感觉凉快很多。
马主任要求我最好马上上班，原因是财务科有个纪会计马上要休产假，工作没人接，听到这，我非常理解马主任的心情。可是我没有想到上班这么快，没有做任何准备，于是，我就和马主任请求给我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马主任爽快地答应了。
我报到这天是1985年8月8日。从此，我从一个营口东部山区农民家庭的孩子，即将成为一个国家干部，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一次巨大跨跃，因此我也成为恢复高考后我们村第二个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人。
回家后，我马上把情况如实告诉了母亲，老人家特别高兴。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头脑，心里有数的人，知道我马上要工作，紧忙为我着手做被褥。
8月，正值北方夏季，天气闷热，酷暑难耐，这也无法阻挡母亲为我即将参加工作做准备的步伐。母亲带着钱走出家门，来到位于小河对岸的商店，买了二斤棉花回到家里，开始为我做被褥。
母亲是个过日子精打细算的人，她的手工活在我们村里是很有名气的，村里每次拥军拥属给部队做军鞋、鞋垫之类的任务都少不了我母亲。母亲这次给我做被褥一直沿用多年传统的方法，仍是以旧翻新，她是不会把能使用的东西轻易扔掉的。母亲首先把我从学校带回的被褥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拆开，然后把背里背面拿到小河边搓洗晾干，把旧被面变成被里，买来的新布料做被面，旧被套放到下面，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新棉花，在被面上打好一行一行近乎平行的石膏线，沿着石膏线一针一线地缝合起来，只见母亲左手放在被子或褥子的下面，右手放在被子或褥子的上面，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银针，中指带着顶针，上下有节奏地缝了起来，每针之间的距离像是用尺量了似的，非常均匀，肉眼根本看不出哪针长哪针短，这是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练就的本领啊！
多年来，母亲有个习惯，只要一做上棉活，不管是做棉衣棉裤，还是做被褥，只要一坐在炕上，或是坐在缝纫机旁，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哼起那再熟悉不过的摇篮曲。
边哼哼曲，边做针线活，那时候不知道母亲哼哼小曲时的心理活动有哪些，只有当母亲的声音渐渐出现颤抖，母亲的两眼里忍含着泪花时，我才隐隐约约地听出了母亲的无奈与期盼的心情，每到这时，我就会主动到母亲身边帮助母亲做这些针线活，年头多了，母亲能做的针线活，我基本都会做，只是没有母亲做的快，做得好。每次看到母亲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产生对母亲油然而生的敬畏和怜悯之心。
我就要工作了，妈妈即高兴，又有些舍不得，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母亲身边，是母亲的好帮手，随着母亲年龄增大，干起家务活越来越吃力，我一走，母亲的压力就会陡增，我也是为母亲感到担忧，实在没办法，我没有别的选择，必学按时到单位上班。我只有在单位好好工作，做出一定成绩来报答母亲。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各类人才，对于我国经济管理领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工作来说更是如此。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在恢复高考之前，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能吃上商品粮简直就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只能是一种奢望。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真是谢天谢地，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1977年恢复高考，使我们富农出身的青年也有了参军参加高考的权利，压在我们身上几十年的沉重政治包袱卸掉了。当妈妈和爸爸听到这些消息后，紧绷的神经消失了，紧皱的眉头看不见了，从来没有看见两位老人那种心情舒畅的感觉。窗户打开了，大门打开了，温暖和煦的春风吹到了农村，吹到了城市，吹到了大街小巷，全国人民无比欢喜鼓舞，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一周以后，我带着母亲新做的行李正式到单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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