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继续说傲骨。本讲及下一讲所选对联，多少都有点孤傲的意味，也就是常说的“又穷又倔、又臭又硬”。人要活得牛气，往往还真需要一点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莫说你们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们！
先看沈曾植（1850-1922）先生一副：
家贫千卷在，野阔一窗收。
物质上很贫穷，精神上很富有。腹有诗书气自遒，胸襟风月谁堪俦？莫道山野无人问，布衣亦可傲王侯。
接着看翁同龢（1830-1904）先生一副：
骞翮思远翥，拥褐曝前轩。
此联上、下句均出自陶渊明的诗。
先看上联“骞翮qiān hé思远翥zhù”，陶诗原句为：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意思是志向很远大，四海都放不下；总想着展开翅膀，翱翔于高天之上。
再看下联“拥褐曝前轩”，陶诗题为《咏贫士》，全诗如下：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
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
大家看这一首诗，写的就是一个穷得叮当响、断炊绝粮的读书人，穿着粗布衣服，靠着栏杆在晒太阳。
整体看这一联，“骞翮思远翥，拥褐曝前轩”，上联讲远大的志向，下联说清贫的生活，正如王勃所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再仔细品味“拥褐曝前轩”这一句，我们看其中“拥”、“曝”这两个动词，笔力非常饱满，悠悠千载后，光焰仍如初，我们仍能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深意——穷困中不弃坚守，潦倒中更见自豪。
读罢此句，不由得又联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史记》为什么将《伯夷叔齐列传》排在列传的首篇呢？纯粹是因为时间在前吗？太史公这样做有没有别的深意呢？
我们且看《伯夷叔齐列传》中的一段：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这一段：为什么有的人作恶多端，却仍能长享富贵？为什么有的人品行高洁，却落得穷困而亡？
再往下追问——我们是因为有善报才为善吗？
恐怕不是吧！——善就应该是我们的底线，为了坚守这个底线，什么样的结果都该无所畏惧。
太史公这里讲“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是太史公真的“惑”了吗？
恐怕不是吧！——太史公应该是想用这样的疑问，启发一代代的后人去深入思考。
有人可能会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周朝取代商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叔齐这样做，不是在拖历史的后腿吗？不是螳臂挡车、迂不可及了吗？
恐怕不是吧！——他们两人坚守的“道义”或可商榷，但他们让后世所仰望的，正是这个坚守本身！
人嘛！总得有一些坚守才可称其为“人”吧。
下面看赖少奇（1915-2000）先生一副：
群鸦恋晚树，孤鹰入寥天。
看这一副“群鸦恋晚树，孤鹰入寥天”，这里作者以孤鹰自比，尽管形单影只，却依然高飞不已。晚树间聒噪栖息的群鸦，雄鹰自然是看不上的。
接着再看翁同龢（1830-1904）先生一副：
淮上雁行皆北向，山头孤鹤自南飞。
看这一副，这明显是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嘛。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作者可能就是这样的倔强孤傲——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一个人走我的独木桥。
爱因斯坦1905年发现的相对论，是物理学继牛顿经典力学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但至今已过去100多年，能理解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据说爱因斯坦曾引用苏东坡的《日喻》，来感叹不被世人理解的孤寂：
生而眇miǎo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槃pán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mén烛而得其形，他日揣樾yuè，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yuè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p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
大家看，爱因斯坦像不像这里的“山头孤鹤自南飞”？
下面看郭嵩焘（1818-1891） 先生一副：
风亭对竹酬孤峭，雪径寻梅认暗香。
这一副“风亭对竹酬孤峭，雪径寻梅认暗香”，将孤傲写得很淡雅、很静美——没有人理解我，这又有什么呢？有竹子、有梅花理解我就行了。 “风亭”、“雪径”虽然凄冷，但有“孤峭”、“暗香”陪伴安慰着我，这，就够了。
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先生堪称近代睁眼认识西方的第一人。
1875年，热衷洋务、颇有见识的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驻英公使。消息一传出来，就有顽固派编了副对联嘲笑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家看，这已经是1875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都过去10多年了，仍然有知识分子将出使英国称为“事鬼”！可见当时好多“精英”“天朝上国”的大梦还根本没醒，更不用说理解什么现代外交了！
1876年，郭嵩焘终于启程去英国赴任了。随后发生的事情，且看下面几段：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该书寄到总理衙门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直到郭嵩焘去世，该书仍未能公开发行。
1877年，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其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正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
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完交接后，黯然回国，称病回了湖南乡下老家。
对于郭先生的见解与思想，我们且看下面这一段：
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大势、中国转型的时代必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
大家看，郭嵩焘先生自62岁卸任公使回家赋闲，直至74岁去世，这12年间，他的远见卓识就这样一天天的荒废了。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怎么能不苦闷呢？
“风亭对竹酬孤峭，雪径寻梅认暗香”，一身孤傲的郭老先生，在晚年或许只能借助这样的辞句聊以自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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