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娱乐不死——《娱乐至死》简评

正如赫胥黎所担忧的那样，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因为受制于外界因素而变得痛苦，相反，我们的文化因享乐而失去了自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化滑稽戏，我们被我们所热爱的、所享乐的东西“禁锢”住了理性与思考，这比奥威尔所描述的现象要严重得多——新时代，娱乐至死，但娱乐又不死，因为我们根本早已分不清死于不死的界限在哪，我们完全乐在其中，即使意识到也无能为力。

波兹曼在开头的几个篇幅中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做个几个延伸，发展出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维度。“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从古老的口头传播说起，并不难理解。任何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所有的信息包含于媒介之下，赋予其丰富的内涵，内涵即隐喻，而我们的文化又有其丰富的内涵构成。波兹曼将此处的每一要素割裂开来分析，不是狭隘主义，而是试图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继而证明“了解一种文化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它用于会话的工具。”他想要证明这其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世界观”的不同，看待时空、理解事物过程均会受语言中语法特征的影响。这一切是媒介的“隐喻”作用在全程支配。

关于认识论，我注意到波兹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真理在一种文化的某种象征形式中表达是最真实的，而在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表达是极其琐碎无聊的。这也呼应了上篇的观点，真理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思想的真实性也一定会同思想的表达方式相关联。

有了上述两种重要观点作支撑，波兹曼开始引出“印刷机时代的美国”。在早期的殖民主义时代美国，欧洲殖民主义者大量浸入，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数字，证明美利坚初期是一个多么热爱印刷品，多么热爱书籍的民族。那一代人保留着上流英国人的仪式感与高贵感。自印刷术发明出来，它的话语形式就已经固定了——“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这就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作用，与以往的传播形式相比，印刷品似乎延伸了传播的价值与意义，变得庄重而又严肃。“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一种话语结构，它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且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林肯与道格拉斯的政治辩论可以长达八个小时甚至多次运用复杂的句式而听众却毫无倦怠之感（即使当时他们都不是总统竞选人）;也就是为什么广告中的长文案屡见不鲜，消费者自始至终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消费商品;也就是为什么你在你的毕业论文答辩中更希望得到的是一份纸质证书而不是导师的口头承诺。印刷术带给美国的是理性，是思考，是独立宣言。这样的一种思维构建了18-19世纪的美国。正如波兹曼所说：“文字本身并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波兹曼又开始论证另一个事实：我们这样一个理性的语境是如何被电视摧毁的。

摄影术与电报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一个使图片成为了信息传播的手段，一个使信息传播的速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图片不是摄影术发明的传播手段，远古时期的图腾早已证明了此观点的片面性，而是说，图片实实在在的在摄影术的发明之后成为了一种语境。电报使我们的信息变得易得，好在它确实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了，否则在信息价值这个层面上来说，它的作用实在无法与印刷术相比拟。21世纪发展到今天着实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信息廉价的时代，而这一切的源头我们大致可以追溯至此。在此基础上，波兹曼终于引出了整本书的主角——电视，他将其形象地描述为摄影术与无线电报相结合，并不断发展的产物。这个描述太贴切了，因为电视恰恰由摄影术与电报的特征构成，往后的技术只不过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延伸罢了。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电视的本质是图像，变化的图像，图像是娱乐的源泉，与严肃相去甚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刷术严肃的话语形式。从性恶论角度说，电视充分满足了人性的需求——懒惰，我们不再需要过高的逻辑思辨，不再需要过强的问题分析，我们只需要沉浸在波兹曼所说的“躲猫猫的成年世界”，并为之乐此不疲即可。“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猫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猫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自相矛盾只在一个语意连贯的语境中才成立，电视文化中没有连续的语境，断章取义才是“正道”。

    娱乐本身并没有错，在一个娱乐的语境中，即使再娱乐也不为过。但电视以及现代的新媒体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电视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入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然后给他们换上理性的包装，企图在改版他们本身性质的基础上树立一个“理性且科学可行”的典范。拿教育来说，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乐不可分的理念。电视摒弃了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寓教于乐没有什么不对的，这样的方式只不过是上层建筑中的雕花房梁罢了，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电视企图改变教育本质是严肃的根基，当我们的文化渐渐变成一场滑稽戏，文化精神的枯萎便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性质相对抗。一种媒介被发明出来，就注定了它所固定的倾向，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口语、印刷术均不例外）。“电视所取得的“元媒介”地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电视没有要求我们去适应它，而是我们主动地去迎合电视，去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因为它实在是太容易接受了，甚至不需要大脑的思考。读图成为了我们的新型的话语形式，再往后来讲，碎片化的信息，零散化的信息更是成为了新媒体时代的主流，固然，它们都有自己积极的一面，但毁灭性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文字、印刷术的发明将我们人类文明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成果。而电视以及我们的新媒体是消费者，是娱乐化的传播者，我们将自己的文化整合，再创作，分离它们，如女娲造人般将信息的泥点撒到各处。我不否认我们的时代确实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些积极的东西，但悲观的是我们浑然不自知，即使其具有积极效应，也被大众的娱乐化浪潮所堙没。即使公众话语模式现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权利机制上来说都已发展地相当完备，因为一切的所谓模式，意识，话语形式，均是建立在新旧媒介这一平台上发展的。

当然，我们只能说通篇所有的只是事实，以及可能会有的倾向，但每一种新思想的新工具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我想借用波兹曼最后提到的一项 “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来启发我们，唤醒我们一点对于我们这一时代的阶段性思考：“只有深刻意识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等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