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何？

朱熹曾转述过唐子西在蜀道壁上发现了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瞧，这句话原来是一个无名之辈的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他写在了蜀道的崖壁上。可是由于发现这句话的人是个比较有名的文人，这个文人又告诉了鼎鼎大名的朱熹。经过朱熹的口这么一转，就成了不经颠扑就不破的真理了。

那么，果真是“天不生仲尼就万古如长夜”吗？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仔细想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相反，天生了仲尼，才使得万古如长夜。

在仲尼以前，这块土地上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真可谓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仲尼出世以后，他企图以等级森严的周礼来束缚人民，以维护统治者的秩序。他毕生奔走推销他的主张，可是到处碰壁，几乎无人响应。为什么一种维持统治者秩序的理论，竟然统治者们不感兴趣呢？显然是因为不合时宜。为什么不合时宜呢？因为当时候华夏这块土地上有许多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正在大鱼吃小鱼般地相互吞并。作为小国，急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抵御大国吞并，如何保存自己的理论。作为大国呢？它们急需要的是一种争霸称雄，侵吞小国的理论。所以，当时候，无论大国小国，都不需要统一百姓思想，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理论。因此，生不逢时的仲尼，在推销他的学术的时候到处碰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谁的理论正好符合当时统治者们的需要呢？商鞅就应时而生了。商鞅的理论正好和企图吞并诸侯一统天下的秦国统治者，天衣无缝地匹配了，结果成就了秦统一天下的“伟业”。

由于太行山的阻隔，当时交通工具的落后，造成了“孔子西游不到秦”。因此，秦国的统治者们，根本没有接触过孔子的思想，正因如此，秦成了创业容易守成难的短命朝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有枪杆子，没有笔杆子。

经过秦末陈吴起义，楚汉纷争，天下归汉以后，董仲舒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大约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当时候寿命算长的了，他于汉景帝时即任博土官职，一生经历三朝。

董仲舒的思想，正迎合了刚刚从“七国之乱”中缓过气来的汉家朝廷的需要。它急需要一种弘扬皇帝权威，抑制诸候野心膨胀，训化民众使之俯首帖耳的思想理论，此时，汉武帝一下子就发现了董仲舒倡导的儒家学术，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汉武帝大加赞赏，予以推广，成了“显学”。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就成了等级森严，以上压下的社会格局。其实，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治乱循环中，不能前进的源头。

试想，一个等级森严，上可压下，而下不能犯上的社会，能不人人争着往上爬，以至觊觎皇位吗？任何人只要爬上去了，就可以在儒家学说的支撑下，名正言顺地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从此，整个社会就被导向了一条争权夺利，追逐名位的歧途，人们为了达到目的，想尽办法，使尽招数。如果不能以钻营投机的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就瞅准机会拉队伍，动武力，改朝换代。

因此，汉朝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所诱发的改朝换代，是秦家暴政逼出来的。但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大多是一些野心家瞅准机会，趁机作乱导致的。而这种动机的动因，正是野心家们对儒家思想的逆向思维诱发的：儒家思想让人们绝对服从上级，野心家们则是想到了，只有成了上级，别人就得绝对服从。儒家思想教导人们绝对忠于皇帝，而野心家们想到的是，当了皇帝，天下臣民就得绝对忠于自己。

在这种历史思想的潮流之下，千百年来，人们都把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了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不是研究历史上的民生、地理、气象、风俗、自然、科技，也不是研究信仰、宗教、也不是研究健康与卫生，而是研究“权术”，研究改朝换代的权谋诡计……。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千百年来都用在了保政权和取政权的博弈之中了。而导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正是维护等级森严，反对人人平等的儒家思想。

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科技成了异端，哲学沦为玄学，皇威无限膨胀，民权彻底淹没，皆是儒家之害也。

因此，假如“天不生仲尼”，依照中华民族的智商，我们的科技文化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了，我们的人文价值观，也肯定不会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