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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
确实有感于前天发生的教育冲突之事，才有了这个命题的思考和表述。所谓思考完全是一种比较的认知。谁跟谁比较呢，当然是我和我女儿的比较。对比我的苦和她的甜。
对我来说，没有享受过父爱确实很痛苦，而且是负载一生的苦。
至今，我只知道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却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连他的一张照片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死，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的。听说我四岁那年，他好像上什么学，毕业考试结束了，约上几个同学去河里游泳，因为他水性好，处处显能耐而丢掉了性命。那年我四岁，我母亲呢，那年也不过二十几岁。父亲撒手人寰，算是痛快了，而留下我们母子俩的日子着实难捱。那年代，正是国家处在困难时期，缺吃少穿，人们普遍营养跟不上。祖父母当时育有四男三女，共七个子女。大伯父去世得早，据说是五十年代中期，在广西境内因剿匪牺牲的，属于烈士；二伯父有机会到北京读书，后来当了工程师；我父亲排行老三，书刚读完就因为下水逞能而死去了；还有个小叔在当地当小学教师；其他三个姑姑，按老话说是属于“泼出去的水”，嫁到深山里的人家去了……因为当时贫困加上家里变故，所以，对祖父母打击很大，他们依次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离世。我是家里的长孙，祖父母健在时对我疼爱有加，但凡有一口米饭，必定先让给我吃，那年代，能吃上米饭的时候不多，大多是吃些红薯和芋头。而当祖父母不在世之后，我变成了村头流浪的孤儿。南方天气热、太阳毒，我常在村头十字路口当中的空旷地上，暴晒着太阳，盼望唯一的亲人一一母亲，早点儿收工回来，因此，头上和脑门上常常生出很多、很大的脓疮。那边重男轻女的习俗比北方更甚，因为大伯以及父亲去世的缘故，伯母和我母亲便不能在祖父母家里生活下去，被迫改嫁到别人家去过日子。这样，祖父母这一大家子，二伯父已在北京工作，而小叔那时候还在外边上学，姑姑们都嫁出去了，没有人管我，我自然随着母亲到后父家里一起生活。幸运的是，后父一直待我如他的亲生儿子；我十岁那年，才被没有子女的二伯父接到北京生活、学习和工作……这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至今我很感恩后来的境遇，感恩这个社会。
回过头来看现在八岁的女儿，她今年上小学二年级。她的甜表现在她的幸福上，和千千万万个有着父亲呵护和爱护的那些家庭的孩子们一样的幸福，甚至她的幸福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孩子来说，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没有享受过父爱的父亲，知道该如何给她更好的呵护和关爱。
我能给予女儿的不是满足于她的物质享受，而是精神享受。在她生活的这个时代，国家社会的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所有家庭的孩子们都起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有病医等基本保障，其中吃、穿、住等物质保障，只是相对之间有所差别而已，但不会像当年我经历过那样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物质贫乏的日子。我让她认知，现在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就够了，要求她知道对物质珍惜和知道感恩国家社会的富裕就好了，不必对越来越丰富的身外之物过多地依赖和渴求。我能给予她的最大帮助就是精神塑造。不认为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为人处事的儒家思想过时了，更不认为儒家的人与人的博爱的哲学思想，塑造出来的孩子没有个性。事实上，我更注重中华几千年不断、不衰的持续绵恒的文明，其中人与人的儒家的博爱哲学是这个文明的主体，我当为其自豪。我不认可那种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私有财产至上”的物欲极强的人与物关系上的西方哲学，这种哲学在当今，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演绎得淋漓尽致，恰与我们国家社会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的人与人关系的哲学相悖。显然，两种不同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哲学，代表着不同模式的国家社会制度，表现内容是全方位的，相互缠斗，目前没有胜负之分。但我不相信两百多年形成的权力关系属性模式会走向胜利，我却相信几千年形成的权利关系属性模式，定会最终影响和主导全球社会。所以，我要把中国的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想说明给女儿，让她对自我国家文明产生自信；我更想让她自信于我这个父亲，给她的关于对社会的思考认知，说明人事物之间关系的哲学。
现在，我会忘记之前没享受过父爱的全部的苦，会把我能给父爱的幸福之甜更多地予以女儿。
（本文选自我的《印迹集》中2019年5月23日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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