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国名，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才固定下来的。之前的国名大体都按所在的朝代来称呼，比如“大明”“大清”，一般的通称也就是“诸夏”“汉人”“唐人”之类，外国人则称为“震旦”“支那”等等，“中华”“中国”这样的概念在国人头脑中是非常模糊的。
梁启超曾经直言，中国没有“国名”。他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说，如今让我们非常惭愧的事情，就是我国没有国名这件事了，以前的那些称呼，都不是我们觉得最合适的。如果以夏、汉、唐、明、清这样的朝代名来称呼，就违背了尊重国民和民主新国家的宗旨；如果以震旦、支那来命名，则与“名从主人”的公理不符。可是若称为“中华”“中国”又未免有自尊自大的嫌疑，恐怕会招来讥讽责骂。
没想到梁任公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1901年是光绪二十七年，梁启超29岁），还挺纠结的。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最后他还是给了个结论，还是尊重大家口头习惯用语吧，就叫中国，虽然矫情一点，但是每个民族都“各尊其国”，是当今世界的通义，而且这也是一个唤起民族精神的法门。
时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当时的革命党人专门为了国名这个事情组织了一个部门——谋略处。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称中国为中华民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其中的含义深远。首先它说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国家和民族的称号，“中华民国”以及将来的其他国名，只是将它具体化，也就是说，是先有中国，而后才有中国的各种解释；其次，自此以后，“中国”这个概念的外延被扩展了，不光是指文化、地域和模糊的一个称呼，而是被正式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含义，中国不再仅仅是文化共同体，而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指称了。“中国”也不是“中华民国”的简称，而是中国人通过“中华民国”或其他关于“中国”的解释，自上而下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现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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