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里，日子数着过。苇场里固定的人，也不多，二三个。与我说句几句话，能让我留下丁点儿印象的，也就是那个和善的老头了，其他的人，顶多是与我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我与苇场里的人，并非找不到共同语言，聊聊家常之类的，对我不是难事。只是我不想也不愿，浪费那个时间--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是当地人，隔三差五，可以溜回家一趟，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个地方，这种现实，这种状况。我呢？远离故土，举目无亲，孤家寡人。我想，我是无法说服我自己接受这种现实，放弃折腾的。
我的脑海里常常回想起大学里的美好时光。当我身处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几乎与世隔绝的芦苇荡，我想起临毕业前听过的一场学术报告。
报告人，是我们学校77级的一位校友，国内知名的水生生物学学者，国内某综合性老牌大学的两个系的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隋教授。
隋教授讲过他1981年刚毕业分到东北某养殖场的时候，他曾经愤怒地在场里池塘边放过一把火，后来，发愤图强，通过考研考博，离开当初憋屈的养殖场，一步步地成长内国内水生植物领域的知名学者的。
他的经历，对我来讲，很励志。近二十年前，大学生更为稀有，分配单位也好不到哪去，更何况今天的我。
我成为不了那样的人，但我可以借鉴他走过的路。
那个年代，户口还很重要，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区别未必很大，但是，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却是很难，可以变通的途径无非：求学、招工、招考或考试这几端。
事后我想明白了，当初选择工作那么随意，主要考虑的因素，许是留在城市，有个城市户口，不要再回农村。
苇场的日子，咬着牙，数着数，1！-2！-3！-…一天一天地捱着过。
好在我随身携带着考研的复习书籍，我的脑子里想着英语的考研词汇背到哪了，政治该复习哪几章了，高数该复习哪些部分了，专业课该怎么复习，等等。所以，我的每一天日子，虽然挺孤独落寞，但好歹有书看，有知识学，有山头攻，硬骨头啃，所以，一天天的光阴，也不能是完全浪掷虚度。
刚开始，我是想跨专业考杭州大学的西方经济学专业。说来奇怪，不知为什么，我要考这个学校。既非重点又非名校，我亦不熟悉，好像就是冲着天目山去的。幼稚！现在回想起来。
按经济学方向复习了两三个月，感觉不妥。一，这里非我久留之地，越早离开越好；二、我离开的方式，在当时，似乎只剩一途，唯有考学。那考什么专业，可以最快脱离此种处境呢？唯有母校本专业。
经过一番盘算，在十月份才开始转换备考复习方向。其实，当时距离考试的时间，也不多了，考取的希望甚是渺茫。但是不管如何，再渺茫，也得硬着头皮上。有得选吗？没得选。至少在当时当地，我是那样一根筋似地认为，是这样的。
在苇场稀里糊涂地捱了一个月吧，公司又调我回原来的螃蟹养殖场。
已是深秋，气温已经降得很低了，需要穿秋衣秋裤了。
学校里带过来的破衣烂衫，秋冬的衣服，管了大事。我们虽然是上班工作了，但到底手里是爪干毛净，没有钱的。
刚刚到这边，没过多久，去区人事局报到。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定的是二十四级工资，有二百多块钱，还是帮忙多报了一些的。
在当时，时至今日，我仍然感激人事局与我素昧平生的好心人。
二百多块钱，公司也拿不出来，至少不是按月发。谁没钱了，谁去公司借支。哎！平时场里连桶油，连些青菜都舍不得买，谁又好意思没事去找公司借钱呢？不过，在场子里，跟劳改犯差不多，没事不去市区，只知道跟头驴一样，在场子里转磨磨，有草吃，饿不死，也花不着什么钱。
只是，我还不知死活，居然还抽烟。大学时，花着父母的钱，心安理得地抽云南三塔，售价三元一包。自己工作后，抽雅士，一元一包。
进入十二月份，天寒地冻，池塘已经结了厚厚的冰，约摸四五十公分。
大学里教水生生物学的老师，告诉我们，北方池塘越冬要凿冰眼，增氧，防止鱼儿缺氧憋死。这种知识渔民也知道。
入冬以来，我便被安排，大早上起来，手握与我身高相差不多的铁钎，在厚厚的冰盖之上，哼哧哼哧地，一个人在寒风中，使劲地凿呀凿，凿呀凿。冰层咋就那么厚呢？凿他妈的半天，也不见凿开多大一块。大铁棍子握在手里，就跟握着冰一样，彻骨的冷！一下子使出吃奶的劲扎下去，震得胳膊生疼，钢铁一般的冰盖，似乎纹丝不动！好像一个重兵把守的山头，任凭我怎么冲刺，都难往前推进半步！
操他妈！这哪是人干的活！我的心里，那个恨！
有一次，天气倒是晴好，两个小工和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新来的什么高哥，来这边当个小头目，带着我们凿冰窟窿。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吧，凿呀凿，一不小心，铁钎掉进了冰窟窿。哪里是不小心，我想，我心里分明是有几分故意。高哥似乎看出了我的一点心思，逗我玩：“小张”，
“嗯？”我嗯了一声。
“你要是跳下去”，他顿了一下，看着我，说：“把铁钎捞起来，我放你半天假。”
我当真了，“好！”一口答应。在凛烈的寒风中，二话不说，我脱个精光，纵身跳下。“好---好----好---”，“好冷”两个字，在入水的那一刹那，我想把这两个字完整地说出来，却冻得口腔肌肉失去了意识的控制，始终嘴里只是哆哆嗦嗦嚷着“好--好-好—-”，那个“冷”字就是不听使唤，叫不出来。
铁钎到底我是没有捞出来，高哥见状，也就算了，他另想办法，叫我上来。一旁站着的两个小工，一人搭我一只手，把冻得瑟瑟发抖的我，拽了出来。赶紧裏上衣服，高哥叫我先回屋暖和暖和。按照之前说好了的，放我半天假。
还有一次，依旧是那个漫长的寒冷的十二月的某一天。
我穿着自己从市区买来的黑心棉棉裤，在冰上凿冰眼。那天好像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就我自己，拿着铁钎，孤伶伶地站在池塘冰盖上，又是凿冰眼。
黑心棉裤，由于有一次晚上放在炕头，炕烧得太猛，不曾想，绿色面子烫坏了，我索性将它拽下来扔掉，后面露出了一团团糟了的黑心棉絮，只剩裤腿前面的半截绿色布片子，搭拉下来，若我再拄着竹棍，那形象，便是《射雕英雄传》北丐洪七公了。
我正撅着屁股猫着腰，背朝着场里连通外面的那条土路，在凿呀凿。绿色黑心棉裤前面挂着那半截子布面片，在朔风中，呼扇呼扇着，迎风起舞。
忽然听见背后远处传来冲我叫喊的声音，我拿不准是叫谁，便扭头过去看一眼。远远望去，只见一个中等个、敦实的男人和穿一身雪一样白的毛绒大衣的高个女子，并排向场里走来。
这是谁呀？来找谁呀？反正不是来找我的。我心想，指定是与我无关的人。我便扭过头来继续凿。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我远离故土，举目无亲，又无相好的友人，谁会来找我？！
我便回头不理他们，继续凿我的冰窟窿。心里还在想，又是闲着没事的人过来这边闲逛扯淡来了吧。
叫喊的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已经走进场区了。这才我才确定分明叫喊的是我。我拖着铁钎，上了岸，朝他们迎了过去。
一进场区的靠近堤边的那头，建有一个低矮的土房，土房里面有张土炕。土房的另一边，是沿着河堤种着的一排树林。树已经快成材了，都比碗口粗。树林里往开望过去，是一座座凸在地面，形似馒头状的坟堆子。
到土房门前，他们也正好走到跟前。定睛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男的是公司办公室胡主任，一身雪白，看着像贵妇的，不是别人，而是李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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