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与一个朋友聊到《纸牌屋》的Underwood夫妇，他先是觉得Underwood夫妇似乎是没有什么童年阴影的人，所以才能走得很远，我却觉得，Underwood夫妇那样执着地追求名利而非其他，其实是很缺爱，很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他想了想之后表示认同，后面又说：“为什么同样是童年不被爱，但他们就可以那么有行动力，我却是这样的畏缩、无助呢？”
这又涉及到中美文化差异带来的普遍的亲子教育观的差异了。维系中国人家庭教育观念的是“孝”。时至今日，孝的概念尽管已经与古代发生天翻地覆的差别，但如果我们不把孝狭隘地理解为“守丧三年”这些表面的行为，而是从精神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上，孝文化绝没有消亡，仍然牢牢地笼罩在中国家庭的头上。
孝是一种儒家伦理，甚至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孝文化下的家庭是一种近似奴隶制度的东西，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儿媳对公婆）的无条件服从。如《礼记》中载：“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耆，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对孝文化下的个人来说，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连内心的恭敬也被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尽管也有“父慈子孝”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但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和君父一体（儒教国家里君王和父亲总是分不开的）的环境下，子是完全不可能因为“父不慈”就敢“不孝”的。说实话，当我看到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中对子辈的迫害是如此严重时，我第一想到的是那个更加残忍暴虐的洪秀全（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天父诗》）。尽管不少传统中国人视洪为背叛儒家的神棍，但如果不把是否背叛儒家狭隘地理解为是否烧毁儒家典籍，而是关注其精神的话，那么洪秀全则是一个骨子里的儒家帝王。他的做派里没有半点基督教的人人平等，反而充满着比满清更琐碎复杂的等级制。而这种严重的等级观念、尊卑观念则来源于以“孝”为本的文化。
因此依其概念，孝本身称不上法则，因为它的具体内涵是随情境而变，是取决于父母的感性的情绪和意志而不可能对父母起到任何有效的制约和规定，而这种情绪本身显然不是建立在以同一律为基础的理性上，因此它并没有法则所具有的一以贯之的特点。具体来说，“孝”文化对子女的期待实际上是“以父母的情绪为中心，要用一生去服务父母的感性情绪”，比如《礼记·内则第十二》提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足见即使有错，也不能顶撞父母的情绪（认同这种孝文化的父母，几乎必然是情绪化的）。而美国则恰恰是弑母型的文化，要求每一个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见孙隆基《美国的弑母文化》）
一个人的三观长时间内很难发生变化，但情绪可能是时刻流动的。以父母情绪为中心的后果是，子女很容易感到习得性无助，感到“我做什么都不对，同样的事情，这一刻可能让父母开心，下一刻可能又是错的，所以唯一不太会被谴责的做法就是‘不做不错’了”。比如说，许多父母都希望孩子成绩好，但他们真正期待的并不是孩子真正地掌握太多的知识，而是“成绩好”带来的“有面子”。如果一个孩子成绩好但是“不听话”，甚至经常拿新学到的知识来与父母争辩，那多数父母肯定会选择“你还是成绩差一点、更乖一点儿好”；又比如说，许多孩子以为父母期望自己未来挣很多钱以“光耀门楣”，但真正进行职业规划的时候，许多父母又会强求孩子回家做教师或者公务员，即使孩子在外面可能已经找到了十倍工资的工作，父母仍然揪着“共享天伦”的伦理不放，开始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比“有钱”更重要，但真的回家做低端公职了，父母又可能会时不常嘲讽一下“还是得靠父母的关系吧！”从这些父母口中，我们常会听到“你只要听话就好”、“想那么多干嘛”这样的与“成绩好”在事实上有矛盾的语言。
西方对于“独立”的追求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际关系的冷漠，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被当成独立的个体，与父母之间就有着相对东方人来说过分明确的边界，一直独立睡觉，许多打上小学起就开始做兼职，为自己的生命承担责任，哭鼻子的人会被嘲笑“Go back to your mom！”许多人从大学开始就被“kicked out of home”，成为独立的社会人，自己决定未来的走向，打工，或是自己申请贷款奖学金来维持自己的学业……这些会让人在一些时候产生无助感，但这种无助感与“佛系”的无助感差别在于，多数美国孩子一直都知道“我只需要负担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就会得到父母或他人的尊重”，但佛系少年们的父母的承诺往往十分任意，随情境而变，没有一以贯之的契约意识（如不论是儒教父母还是帝王，都喜欢玩“只要做到XX我就放权”的把戏，但事后又找借口赖着不走，撕毁之前的约定），因而佛系少年们们的无助更彻底，因为实际上不管怎样做，他们都得不到父母的认同与尊重。
当然，健康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父母给予孩子人格上的尊重，愿意听孩子讲话，鼓励孩子去探索世界，同时又作为坚强的后盾支持孩子，在必要的时候随时愿意提供金钱、技术或精神方面的支持。
但不健康的家庭，在不健康的模式的分布上，则体现出了一种文化差异：中国父母倾向于用过度管控来让孩子成为对一切都没兴趣的厌世者或老实者（这两者几乎就是一回事，因为人本身就应该“不老实”，应该充满活力，对世界充满兴趣），美国的教育如果说有问题，那就是倾向于过度放手而让孩子成为冷漠的“与工作结婚”的虽然痛苦却一直在创造价值的人。
整体上，我还是喜欢后者多一些。因为他们被迫忍受长时间的孤独，而这孤独，大量的独处的时间，许多时候正是个体心智成长的重要契机。
李慧敏，2018.8.15，于缙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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