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是要从糊涂、从朦胧里求明白。季羡林青年时代的日记，特别爱用一个词：“一塌糊涂”，既形容别人也形容自己。他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不过是在昏昏沉沉地追求一点儿享受，没想过自己为什么活。他是从被动到一塌糊涂，然后才在这本书里得出一个道理：人类的前途，在于朝一个共同理想努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要完成。这像一条链子，每个环节本身微不足道，但这一点儿东西影响了整个链条。如果人生有意义，那就是这种对人类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如果人生有价值，那就是去完成自己这一代的任务。
梵文到底有多难啊？季羡林当年写道：“梵文真是鬼造的！文法变化极复杂，最要命的是例外，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之内还有例外，把人弄得如入五里雾中。左看右看，终于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自己断开了，字典上也找不到。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他为此患上了失眠，几天几夜不能合眼，骨瘦如柴，你猜他的对策是什么？他写的是：“除了工作，还能作什么？我反正拼上了，你失你的眠，我偏工作。”他选的其他辅修课，也是吐火罗文、阿拉伯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这些小语种文学，季羡林一共精通十几种语言。
八十岁以后，他每天清早四点起床工作，连续完成了《糖史》等几部开创性学术大作。
于是，我们在晚年这最后一行人生清单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季羡林：他的生活像清教徒一样简单，到老还穿着从德国带回来的雨衣，在被年轻人夸时髦时，他才发现，原来时尚潮流是五十年一轮回。他在校园里走，被新生误认为是老校工，让他照看行李，他也微笑着答应。他表面上安静严肃，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结自己喜欢的性格是：“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在一个‘真’字，要做性情中人”。
对于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这三个关系，他完成了最后的思考。他说，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一样的，也捏不到一块儿去。重点不在理论，而在于去做，用自己的思想去包容人情世事。他自己的三条回答，都是平常话：对于人和自然：人要把自然看成伙伴，征服的姿态一定会有恶果。对于人和人：尊重社会的准则秩序，对善良之人报以真情和忍耐。对于自己：努力去除情感中的杂念。他在90岁时说：我是个呆板保守的人，工作就是爬格子。我只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之后，能让人爱国，爱家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活得太累了，但休息是不可能的，只能向前走，向前走……
那么，我们最后来一起看看，在季羡林的98岁人生旁边，开出来了一列什么样的感悟清单。确实没什么高深道理，只是他奉行的准则：人生的起点肯定不一样，然而多知道一些，就能多自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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