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尽管看上去被无数文艺粉儿追逐，在上海电影节上映他的戛纳金棕榈新作《小偷家族》时更是一票难求，但事实上，这种文艺又温情脉脉的作品，还是没法跟直接生理刺激的商业大片相提并论。不管是票房成绩，还是口碑话题性，文艺片终究只能徘徊在少数人的心灵深处。
《小偷家族》在中国如期上映，虽然期待值很高，但事实观影效率并不惊人（首日排片率不到10%）。一方面电影院压根就不是我们看文艺片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看上去豆瓣、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火爆，实则只是愿意发言的少数人的一种聒噪。
讲述了一个并非血亲家族生活片段的《小偷家族》，实际上是用一个务虚的乌托邦梦想，来烘托我们现有社会的弊端和种种不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妹妹”，一双“儿女”，一个“奶奶”，这样看上去美好的一家六口人生活在东京繁华居民区包围下一栋老破小住宅里，换成中国人熟悉的语境，你可以理解成他们的钉子户，不然周围高楼大厦中他们的房子突兀得太奇怪。跟几乎所有的底层家庭类似，这个家庭看上去只有奶奶是有稳定收入的，即退休金，妈妈在洗衣店打工，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工，两个小孩不上学，因为“只有在家里学不到东西的人才去上学”，爸爸的妹妹则在日本常见的风俗店里做女招待，收入自然也不稳定。
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家庭，充满了温馨和凡庸的和谐，你甚至在这样一个破败而又毫无希望的家庭里，看不到任何抱怨或者沮丧。他们可以一起挤在屋檐下仰望实际上看不见的烟火，他们可以各自安好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更是有着很多家庭没有的相互扶持和照顾。但其实，这个家庭只是一个虚构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不存在”的结合，更是一个随时会崩塌的凝聚。
也许在是枝裕和看来，亲情尽管非比寻常（比如在《如父如子》中），但这里并没有天然的可以超越其他情感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漠然，并非孤立发生的，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刻板关系之上的。在社会中，人成了最容易被异化和驯化的双重规训之物，正如职场会让人迷失、家人也会令自己烦恼一样。在很多日本电影中，被强调的亲情，同时也弥漫着一股使人想逃离的情感，那便是另一种痛苦。比如在老导演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中，那个照顾了丈夫一辈子的老太太，晚年之际做出了离婚的决定，也许要逃离或者断绝的不仅仅是家庭，更有那种因家庭而生的诸多亲情。
《小偷家族》中松冈茉优扮演的爸爸的妹妹，事实上又是奶奶前夫后来组成家庭生下儿子的大女儿，她没有交代原因地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来到这样一个没有血缘，也没有希望的环境里，过着自己心安理得的生活。这与本世纪初日本形成的“飞特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飞特族”大概意思就是自由职业者，但背后更是隐藏着不愿意真正融入社会、逃离原生家庭、没有太多的亲情感、容易做出自己看上去自私但又完全独立选择的一群年轻人。从日本21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事件中，也能看到无数这样的人物。八零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都可以用“飞特族”来称呼，她们独立，但又非我们能力理解的自强奋斗的那种独立，她们只是逃离了约定俗成的某些关系甚至是亲情之类的纽带，她们更愿意在自己“自私”的选择里完成自己的人生。
“血浓于水”也许只是个象征性的概括，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会遭到“背叛”。逃离家庭放弃亲情，这倒也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想一想古代时不时也被赶出家门的儿女或者婆婆，香港社会中常见的一旦隔辈年轻人娶妻生子，老年人自己就要着手解决去养老院一事，不也是一种对亲情的放逐吗？还有今村昌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楢山节考》，讲述的古代日本乡村驱逐老人上山自己等死的一幕，血缘亲情在如何活下去面前成了彻底溃败的一道防线。
每一个社会环境都会诞生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群，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你还是能看到人与人在不断异化自我的同时，会在“关系”这棵大树上生长出不同的莫名花朵。妹妹不是《小偷家族》中浓墨重彩的一个人物，但她却是故事中非比寻常的一个存在，她优雅地存活于逼仄的日本成熟社会体系中，她无力改变大环境，但却可以用自己小小的肉体，去萃取出自己想要的那份恬静。在那种淡淡的忧伤、显然不是完美的日常中，妹妹的美丽和善良，是这个残破狼藉家族中的一点调节剂。
爸爸除了短暂地做做建筑工以外，主要是靠偷东西来解决生活问题。他还教授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偷窃，全家人以此为荣。在爸爸的眼里，“摆在货架上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是一种穷人的价值观，也是一种生存法则。在“小偷”这个确定的身份下，电影没有展示太多的狼藉，反而是用了大量的细节去展示这个各色人物组成的临时家庭里的温馨。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却在犯罪、孤老、逃离、流浪、嫌弃中走到一起，用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依赖和情感，搭建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扭曲而短暂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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