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产生了许多原创性的想法和开创性的实践。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以法家治国强国，一举囊括天下。但大一统的秦皇朝仅仅存续了二世14年，秦朝为什么灭亡，西汉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大多把秦朝的覆灭归罪于苛政峻法，法家自然被弃如敝屣。
西汉初年推行“黄老之学”，荟萃各家精华，可惜汉武帝乾纲独断，改行儒术，后世的学问和实践就没有逃脱儒学的框架，特别是宋儒以后，思想更趋僵化。总体来说，原创精神被扼杀，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汉书·艺文志》把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农家、名家、墨家、纵横家 、杂家列为九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了他父亲太史公司马谈对诸子思想的一段评述，后世称为《论六家要旨》，这六家分别是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儒家、道家，可见在西汉初期，从治国理民的角度讲，纵横家 、杂家和农家的影响力已经不大了。
西汉初年，张良、陈平、文景二帝、窦太后等都是尊奉黄老之道的。到了汉武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可见当时朝中在政治主张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太史公的职责就是以史为鉴，进谏忠言，司马谈面对朝中的形势，事关国家兴亡，必然要秉笔直书，陈述治国的主张，乃有《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持论公允，分析各自得失，切中了六家要害，为后世所推崇，同时对于我们后学者迅速抓住六家的核心思想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司马谈的主要观点。
邹衍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宇宙演变，由天象而及人事朝政。司马谈认为其揭示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时变化规律在施政中是不能违背的，但它多少有些故弄玄虚，让人感到拘束和恐惧。
墨翟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主张“兼爱、非攻、节用”。司马谈认为墨家强调开源节流，有利于实现家庭富足、国家繁荣，但其在节用方面过于刻薄，让人很难做到，而且强调兼爱平等，容易破坏尊卑秩序。
法家的代表人物很多，有管仲、子产、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等，都是治世的能臣，以富国强兵为首任。司马谈认为法家力推法治，君倡臣随，各司其职，这是好的，但只是应急之策，非长久之计，我想，秦朝的短命就是司马谈最好的论据。而且一切都要遵循律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刻薄寡恩，使亲情和尊卑关系没有了一席之地。
东方朔偷桃图
名家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东方朔等，精于名实思辨，主张人人平等。司马谈认为名家循名责实，主张名实相符，这是可以借鉴的，但他们纠缠不清，过于拘泥于概念而有违常理和人情，与现实情况相脱节。
卷帙浩繁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司马谈认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对维护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但儒家经典和著述汗牛充栋，内容无所不包，一辈子也学不完，皓首穷经而不能得其要义，缺乏治世的实用性。后世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个锅应该由儒生来背。
司马谈最终推崇道家，认为道家无为又无不为，有法又无法，讲究因时而变，因应万物，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容易实施的。司马谈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臣下必须有为，君主只要考察臣子的言行与实际名声是否相符就可以了，这样臣子们就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什么事情都要君主拿主意，臣子不用动脑筋想办法，那么就会“主劳而臣逸”，国家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司马谈在文首列举治世学派时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分论各家思想时，却用了“道家”一词，而不是“道德家”。从司马谈论述“道家”思想主张的内容看，它不完全是老庄的思想，结合西汉初年的施政大略，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谈所谓的“道家”其实是“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指出的，“道家”集众家之所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治世的真学问。
所谓的“黄老之学”并不是指黄帝和老子的学说，它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黄帝四经》一书中，这是假托黄帝之名的一本论述统治术的著作，它在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灵活实用。
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官学，其他学派思想虽然得以流传，但已经不是官方正统了，《黄帝四经》倡导的“黄老之学”当然也就偃旗息鼓，太史公九泉之下难以瞑目也！如果没有董仲舒、汉武帝，中国历史的走向会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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