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正好读到新儒学中“程朱理学”与“与陆王心学”部分。中国的哲学发展到宋明时代，大有集百家之长而去百家之短的趋势。儒家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玄学、佛学的冲击后，虽于唐朝重获官学正统地位，仍居安思危，融佛道哲理之长，对儒家经典作符合时代的解释，更新发展儒学，使得儒家思想获得了新的生机。其成果，便是“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
理学及心学中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公认为朱熹和王阳明。但达到理学和心学理论的高峰，离开程颐、程颢、周敦颐、邵雍、张载、陆九渊等人的努力，则难有如今所见之大成。其中，张载主要提出了“气”的理论，认为万事万物皆由“气”生成，气聚物则生，气散物则灭。但张载却没有明确说出“气聚物生，气散物灭”背后的道理。邵雍的贡献则在于通过自己的宇宙论说将十二卦象阐释得更为清楚，构画出以“动静”两仪为基础，演变出“阴阳柔刚”四象，进而推演出“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少柔、少刚、太柔、太刚”等八卦。周敦颐的贡献则与邵雍类似。程颐、程颢兄弟则常与张载、周敦颐、邵雍有书信往来，是故思想在五哲学家之间碰撞、创新。尔后，程颢和程颐在更新儒学的道路上有了分歧，程颐成为理学先声，程颢则为心学开路，而陆九渊又继之于程颢。朱熹和王阳明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个接过开拓理学的任务，一个担起发扬心学的使命。
朱熹其人，南宋人士。著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经传》等，一生留下大量著作，《四书集注》是其最重要的著作，被后世确定为开科取士的标准。他对程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百理俱在，万物俱陈”“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等儒学观念加以深研继承，提出“万物皆有理，性即是理”的观点。对张载“气聚物生，气散物灭”背后的道理加以发掘，认为“气”是形成事物的质料，“理”是形成事物的根据、道理。这就解决了“气聚物生，气散物灭”的缘由是什么，原来是理在背后起着作用。在修心养性上，朱熹认为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体，而每个人的体内都有太极，故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格物致知，以“用敬”的方式去重现人体内已存的道理。在领悟永恒原理的过程中，便能领悟自己的心性。
王阳明，明朝时期人士，人称“阳明先生”。此人不仅是哲学思想家，更是哲学实践家，军事、政治能力都很强，被后人看作是“完人”。近代以降，也只有曾国藩有此“立功、立言、立德”的大成就。当然，王阳明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心学”，曾一度风靡日本，在如今的时代依然闪闪发光。王阳明心学核心观点是“致良知”，其主张“心即是理”，这是与理学最大分歧所在。朱熹认为心是理与气的作用结果，归根结底心也是一种具体物，同理而言是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理与心的关系是先有理而后有仁心、孝心、忠君心。王阳明心学则认为这种关系应该倒过来，先有心再有理，无此心则无行事之理，心为宇宙立法，理由心立。其“致良知”观点中的良知，是关于良善、是非观念的知识。其认为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良知来自直觉的认识，关键在于是否按照良知的命令去行事。如何增加良知这种直觉认识，不能依靠佛家的冥想，需要通过处理日常事务获得经验而加以延展。概言之，人的良知只能通过匡正事物的实际行动才能得到提升。
由此可看，心学与理学的主要分歧在于理与心的关系上，是求理于外还是求理于内。一个成为正统显学，一个存于百姓万家间。但究其根本，都是对儒学进行的积极更新，对人性以及世界的努力探索，是另一种层面上的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集大成，为现代理解过去、走向未来、面向世界提供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心学和理学必将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再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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