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闭门苦读的经历成就了后来名满天下的余秋雨

结缘余秋雨先生，于《收获》杂志。

没人介绍，没人推荐，之前根本不知道余秋雨是谁；在《收获》上看“山居笔记”系列文章，还以为他是一个老作家，一个年龄较大的长者呢。恐怕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那时他不过四十多岁。就这样一篇篇地在《收获》杂志上看他的系列文化大散文，一边等待他的系列文章结集出版，然后买书，再看。看着看着，他已经是闻名海内外的散文大家、文化大家了。

像这样由作品认识作者，没人介绍，没人推荐，没看畅销书榜，一步步由喜欢到迷恋的作家，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有三个：汪国真、余秋雨、梁衡，汪国真我早就不追了，但依然觉得他的作品能打动青年人的心灵，他依然是我热爱的诗人；余秋雨、梁衡自从喜欢上以后一直关注，时时留意其有无新作，几十年未曾远离，未曾遗弃。

但我一直未曾正式书面写过对三位作家的追捧和热爱。

近段读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还有他的《门孔》《泥步修行》等著作，感慨良多。我想写一写与秋雨先生的书缘，或者叫阅读之缘。可以说凡是我喜爱的作家的作品，我一般是全买全收全读，有的还要多次研读。

对这三位作家来说，我读余秋雨先生的书最多，买的最多，可以说他的散文作品我都收藏了！

不过顺便发一下牢骚，当前出版界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一个人的作品，反复出版，要说反复出版不算错，只要内容不重复。完全重复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为什么总是改头换面，来回反复地出版；这一本和那一本，往往重复大半，有的甚至绝大部分是旧作，新作了了几篇。是买还是不买？此时，我和众多鱼粉往往成了选择大咖哈姆雷特，难以抉择。

读了余秋雨的那么多散文作品，已经深深感知他是一个当代罕有堪与其匹敌的文化大家、散文大家。他用他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笔触绘写了中国文化，（接着又考察了世界古文化遗址）又绘写了世界文化。然后又绘写家史，实际上等于又绘写了当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历史；只是，他是以家族和个人的遭遇来反映时代风云的；以散文的方式，而不是学术论文的方式。这种散文化的学术文字，也使他的文化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能更迅捷、更有效地传播开来。在这方面，余和易中天走的是一条路子；李泽厚应该是开了风气之先的。

可以说他是用散文写中外文化史的第一人。他的散文写得像小说一样生动、有趣而深刻，该是传承了太史公司马迁的笔法吧。

余秋雨的散文成就，尤其是用散文研究中外文化史的成就，已蔚为大家矣！

余氏的才气过人，成就彪炳当代。成名前后一直就有人或诬陷、诽谤，或泼脏水、封杀、把他边缘化，但书店里，余氏的书还是最多，这么多年依然畅销。

这里我要引用两首诗来表达我对余氏的力挺及对各路诽谤余氏的小丑的轻蔑之情：

一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二

郁达夫《赠鲁迅》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余秋雨之所以能成为余秋雨，原因是多方面的。

浙江余姚灵秀山水的滋养，余姚文化高峰余脉的影响（这里出过王阳明、黄宗羲等大思想家），长辈书香的濡染，当然也离不开聪慧的禀赋。

如果仅有以上要素，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余秋雨，只能成就一个有点文化、有些修养的普通人。

要成就余秋雨，坎坷悲辛的家世，个人遭际的悲惨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如果仅仅有以上数条要素，当然还不能够成就文化大家、散文大家的余秋雨。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的经历中，有两次特别的时段，特别的行为，即两次闭门苦读的经历，是催化成就大家巨匠余秋雨的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这两次苦读，余秋雨根本不可能名满天下，成为当代文坛、当代文化界的大家！

第一次是文革后期在浙江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藏书楼，攻读中国古籍。这个藏书楼又叫“中正图书馆”，也是蒋介石打算让蒋经国读书的地方。这里藏书有一万多册，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重要文化典籍。余氏在那特殊的年代，由他爱才的盛钟健老师安排他来此也为养病、也为避难，静养读书。

余氏在这里潜心研读了至少半年时光，打下了些中国古籍的底子。这点很重要。古代经典的底子非常重要，现代大家们无一例外，都有较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根底，王国维、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无不如此。

这个半山小屋，远离市嚣，除了有一个管理图书的老者，唯有山风和鸟鸣。没有食堂，没有厕所，没有热水。吃饭，要到很远的山下；如厕，要走很远，夜里危险吓人；喝水只有山泉水了。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一个病人，远离亲人，潜隐山林，潜心苦读！读的又是深奥、艰涩的古代典籍！试问当时谁能做到，试问现时谁能做到！谁能有余氏的定力！定力！

另一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艺界在庐山开了一个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余氏是参会的最年轻的会员，同时被选为全国艺术理论研究会秘书长。

余氏在返程的长江轮的甲板上做出决定：

“离开热闹，离开功利，离开一切泛政治化的慷慨激昂，走一条寂寞而深幽的学术道路，把上辈子未曾学得的人类整体意义上，终极价值、人文取向、文明脉络、艺术哲学，比较完整的补回来。当然这主要不是为我自己。”

我给他这次的思考决定，命名为“庐山悟道”（当年他的乡先贤王阳明有“龙场悟道”）；余氏当年在军垦农场彻彻底底、安心于非人般的苦役，我给他这一段农场经历命名为“农场悟道”。余氏两次悟道的经历在其一生当中，是后来研究余氏的人不可忽视的重要节点。

于是，余氏人生第二次较系统的苦读期就在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里展开了。隔壁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但他相信，陋室才有大静。

第二次苦读重在欧洲经典，兼及其他古典文明，规模大，耗时久，而且没有外力逼迫，全靠内心把持。这次深造，选定的场所不在剑桥和哈佛，而在他栖身的前面所说的陋室。

下面是他自己描述的第二次苦读的情景，很有可借鉴的地方。

“于是，全部自学课程开始了
我读一段,就写一段笔记,做一段评论。不明白之处读得很慢，有时遇到艰深概念，三两天才疏通一句。
大热天,北窗的西晒如火如荼,没有一丝风,写笔记和评论的稿纸上全是汗渍,今天翻看当年文稿仍是一篇篇模糊字迹,逼人的灼热还在从几十年前的汗渍中散出。
冬天裹上棉衣,双脚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只得把一个稻草编织的土法保温筐搁在桌下,伸脚进去,再塞上棉花。
离小屋不远处有一个居民小食堂,每天两次端一个小锅去买饭菜,再端回来吃,顺便泡一碗紫菜汤。
小食堂的饭菜很难指望,但那碗紫菜汤却因由我亲手操作,绝对保证质量,百吃不厌。放几枚海蜒稍稍滚煮,加较多的醋和少量酱油，然后再放入紫菜，就可以了。没有海蜒可以用一种被上海人称作“虾皮”的小虾干替代。紫菜一滚就起,时间稍长就不滑爽了。这碗紫菜汤,费材极廉,费时极省,一二分钟即得，喝的时候眼睛已在书上。

这便是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在描写了自己攻读西方经典的简陋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人际环境之后，他还在《借我一生》中，极其愉快极其享受地描绘他攻读西方经典的过程：

“在于它是我的‘求学笔记’（指《戏剧理论史稿》，这是他攻读西方经典笔记的戏剧部分整理而成的一本著作）。它本身并不精彩，但翻开它，我眼前就出现了无数辉煌的高山峻岭，我一个人正在朝云夕阳间一步步跋涉。那是一种无限艰辛又无限舒畅的体验,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万籁俱静、一片圣洁。
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不再像前几年初涉黑格尔《美学》和康德哲学时的狂喜了,而是把自己的启蒙补课与人类的启蒙过程融成一体。慢而有序地一步步推进。
一句接一句,一篇接一篇,一位大师接着一位大师，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我每时每刻都在惊慌地注视着。惊慌于人类曾经有过高明的思维，那么精彩的表述；惊慌于天各一方的大师们如何在一些基本课题上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当然,更惊慌于自己以前居然对此近乎无知,而周围学术界的朋友也大同小异。
我在这一番番的惊慌中知道了生命的归属,毫无抵拒地成了各国大师们的共同门生。
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迹,那就是越学胸中越空灵,越写心中越疏朗,好像是做了一次大减法而不是大加法。原先堵塞在脑海里可以随口吐出的一大堆警句、名言、原理、法则全都没有了,整个儿一片空空荡荡。
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写过这种状态:‘那时我才知道，真正的大学问不是货物,它不会占据你的心灵仓库,而只会把你的心灵仓库扩大、夯平、清扫。它改建了你的心灵仓库,从此,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轻松,不再有心理负担。’”

像上次苦读一样，余氏没有说具体历时多久，但他终于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重要思想文化的十四个国家的相关资料读完了。写下了一大堆笔记。光是与戏剧有关的笔记就有八十万字！就是这一部分笔记整理成了《戏剧理论史稿》，这部书到余秋雨先生写这部《借我一生》时，已被高校作为教材使用了十年之久了！

第三次苦读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余秋雨先生利用在此讲学机会，闲暇在这里苦读，历时半年。这所大学在山上，先生住在东侧一座叫曙光楼的研究生宿舍楼里，设备简单，虽有电话，房间里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写字台，也没有单独的卫生设备，吃饭更不方便。但秋雨先生说“安静倒是充分的，这就够了”。

这次时间比较充裕，先生读书更加仔细。在这里他研读了大陆、台湾两岸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研读了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刊物。这些资料很多内地是读不到的。

在这里他发现了值得关注的海外汉学界。他把海外汉学界的一批学者如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当做心中的师长。他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感觉有耳目一新的学术格局和大家风范。先生称他们是继梁启超、胡适、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

他曾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里写到这第三次苦读的情景: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在考察的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

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然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

正是这第三次苦读成就了余秋雨的力作《山居笔记》的写作。先生的原话是这样：

“如果说，长年的实地考察是我写作《山居笔记》的第一关键，那么,第二关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

没有中国古典重要典籍的打底，没有西方经典的熟稔，没有海外汉学家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格局的影响，余氏不可能成为一个当代卓越的戏剧理论大家、散文大家、文化大家！

没有他坎坷的家世，没有他个人经历的曲折、复杂、悲催，不可能成就他当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正是这悲惨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笔端长含感情，悲世悯人；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才使得他的笔头厚重、沉甸、大气、开阔。

如果仅是吸收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只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学者，而不可能成为作家；

如果仅有异常坎坷的人生阅历，而没有丰富的学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作家！

坎坷的经历世人大多都具备，唯独没有高超的文化知识水平。所以我们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就永远烂在肚子里，或者勉强写出来，也味同嚼蜡，无人问津！

由此可见，余氏的两次苦读经历，在余秋雨之所以能成为余秋雨的诸多因素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关键！

由余氏也可知晓，任何天才和大才的铸就都不是那么轻松，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都充满了艰辛的探索、刻苦的钻研、顽强的坚持和坚韧不拔的努力。
他们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寂寞、诱惑。
他们心中有大追求、大目标，而后方能产生高度的定力、耐性。
良好的体格，充沛的精力，较好的智商。
这多种综合的因素，成就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