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里士多德
如若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那么，就很有理由说它是合乎最高善的，也就是人们最高贵部分的德性。不管这东西是理智还是别的什么，它自然地是主宰者和领导者，怀抱着高尚和神圣，或它自身就是神圣的，或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可以说合于本己德性的现实活动就是完满的幸福了。像所说的那样，这就是思辨活动。
这种主张与以前所说的真理看来是一致的，思辨活动是最强大的（因为理智在我们中是最高贵的，理智所关涉的事物具有最大的可知性），而且它持续得最久。我们的思辨比任何行为都更能持续不断。我们认为幸福应伴随着快乐，而德性活动的最大快乐也就是合于智慧的活动。
所以，哲学以其纯洁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很有理由认为，对知识的享受比对知识的探索更为快乐。所说的自足，最主要须归于思辨活动。智慧的人和公正的人一样，在生活上都有所必需。但在这一切都得到充分供应之后，公正的人还需一个其公正行为的承受者和协同者。节制的人和勇敢的人以及其他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智慧的人靠他自己就能够进行思辨，而且越是这样他的智慧就越高。
当然有人伴随着活动也许更好些，不过他仍然是最为自足的。只有这种活动才可以说由于自身被热爱，在理论思维之外，从这种活动中什么也不生成。而从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得到另外的东西。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我们是为了闲暇而忙碌，为了和平而战斗。各种实践德性的活动在政治活动中和战争行为中，有关这一类的实践就不能说是闲暇的。战争行为完全不能闲暇（谁也不会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或挑动战争，只有十足的杀人狂，才会为战争和屠杀而对邻人作战）。政治活动也不闲暇，在政治活动之外，所寻求的是权势和荣誉以及自身和公民的幸福。
不过这和政治活动是两回事，显然是被当作另外的东西来追求的。如若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以辉煌和伟大取胜，而它们是无闲暇的，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而选择，而是为了追求某一目的，那么，理智的活动则需要闲暇，它是思辨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可追求，它有着本己的快乐（这种快乐加强了这种活动），它有着人可能有的自足、闲暇、孜孜不倦，还有一些其他的与至福有关的属性，也显然与这种活动有关。如若一个人能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所能得到的完满幸福，因为在幸福之中是没有不完全的。
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他和组合物的差别有多么巨大，这种活动和其他德性的活动的差别也有多么巨大。
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有死的东西就想有死的事情，而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不朽。在生活中去做合于自身中最高贵部分的事情。它的体积虽小，但能量巨大，其尊荣远超过一切。这也许就是每个人自己，因为这是它主要的、较好的部分。如若一个不去选择自己的生命，而去选择别人的生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每一事物是本己的东西，自然就是最强大、最使其快乐的东西。对人来说这就是合于理智的生命。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
合乎其他德性的活动是第二位的，合乎这些德性的活动是人的现实活动。公正、勇敢以及在契约中、协作中、一切其他这类行为以及有关情感的事务中，我们互相对待中每人都须遵守的德性，这一切都是人的德性。其中某一些似乎是出于肉体，所以伦理德性在很多方面都和感情有关。明智与伦理德性接近，伦理德性也和明智相接近。可以说，明智原则本乎伦理德性，而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这些德性既然与情感相联系，那么，它们也就脱离不开组合物。凡是组合物的德性都是人的德性。合乎这种德性的生活，也有与之相应的幸福。
不过理智的快乐则是另一回事，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越出了范围。这种幸福外部要求很少，至少比伦理德性为少。对于生活的必需两者是相等的（即使政治家对于身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操心更多些），然而其区别仍然很小。但在现实活动方面区别就很大了。一个自由人需要金钱去从事自由活动，一个公正人也需要这东西以进行报偿（因为意愿是看不见的，一个不公正的人，也可装作公正）。勇敢的人需要力量以便完成合乎其德性的活动。
一个节制的人需要机会，若不然谁节制谁不节制怎样看得出来呢？这里有一个争议，既然在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对德性来说，到底选择是主要的呢，还是实践是主要的。实践需要很多条件，而所行的事业越是伟大和高尚所需要的也就越多。一个思辨者对于他的思辨则一无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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