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司令的女人》赏读

莫言《司令的女人》赏读

在莫言的这篇小说中，农村人与城市人是严格地对立的。农村和城市代表了历史生活的两个层面。城市是历史叙事的主人公，但是，在莫言看来，这个历史是空虚的、华而不实的。农村则是被历史叙事遗忘了的，但是在莫言看来，却是真正的生活，它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实实在在的，像整个文本中的语言一样，农村生活丰富多彩，被乐观的氛围所笼罩因而具有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小说把整个社会划分为四种人：农村人（叙述者及其家人同伴）、城市人（处于背景之中的匿名人群）、知青（以宋河和唐丽娟为代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司令和吴巴）。

故事一开始，本来被割裂开来的农村人和城市人因为文革的到来发生了交集，这就是知青下乡的事件。莫言叙述了农村人对知青的仰慕、追攀和尊敬。叙述者二皮对唐丽娟的迷恋是一种典型，当然，农村人对新鲜的说话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模仿，表征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乡村，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乡村，它“像海绵”一样贪婪地把新鲜事物纳入自身当中。然而，知青——这些城市人对农村却极端轻视，他们不能把自己彻底融入到农村生活之中，他们傲慢、冷漠、虚伪、堕落。在故事的中间，唐丽娟的确被司令及其母亲的善良所打动了，但这不过是为了让故事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而已。当历史重新把农村人和城市人隔离开来之后，司令和吴巴进入了城市。然而，城市却抛弃了司令，同时将吴巴腐蚀成了一个道德沦丧的杀人犯。

所以，莫言的这个小说与之前和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在立意上是截然相反的：知青小说把文革叙述为一种伤痕，受伤的是天之骄子的知青们；而莫言的这个小说也把文革叙述为一种伤痕，受伤的却是被历史抛弃了的农民；在知青小说中，文革的创伤不堪回首；在莫言的小说中，文革的创伤不过是苦难农民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司令的被屈含冤和吴巴的死，都是城市压迫农村的悲剧产物，但是，与农民的长期的历史苦难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文革的结束改变了城市生活，城市进入了蓬勃兴旺的发展阶段，而农村依然停留在那里。无论城市生活在历史中如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始终都没有改变农村。司令的父亲在文革前因为暴食而被撑死，吴巴在文革后进入城市也因为欲望而堕落死掉，两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农村和农民没有历史，只有苦难。

但是，农民有农民的活法，有农民的智慧，这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人有着“厚德载物”般的阔大胸襟，任凭历史风云变幻，他们的生命力依然是顽强的。整个小说在语言上的狂欢，把农民的乐观的、浪漫的世界观表达得淋漓尽致。农民欢迎一切新的东西，保存一切旧的东西，农民把一切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统一在沉重而愉快的汗水里，统一到嘲谑而清醒的笑声里。从最传统的《诗经》到最当代的政治口号，从最高雅的科学术语到最粗俗的土语脏话，农民的语言用他们的生命热情包容一切。

小说中，叙述者二皮描述自己帮助唐丽娟割麦子时的心理活动的那一段，不能看作是某种个人的表达，而应该看作是农村青年集体心声的表达，其中的狂欢化的特质在当代文学中是罕有其匹的，它的感染力是永恒的：

她站直了腰，用拳头捶打着腰，一脸让我心疼的表情。我什么也没说，没有什么好说的，忠不忠看行动，我往左一跨步，把她那两垄麦子包割了。我一柄大镰四面挥，精神变物质，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温度不能把石头变成小鸡但是温度能把鸡蛋变成小鸡；爱情不能使木头产生力量但爱情却使我产生了力量。有经验的生产队长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干劲不足，加上妇女”。一个小伙子推车一个小伙子拉车每上午能运十车粪，一个小伙子推车一个大闺女拉车每上午能运十五车粪，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十。我没上几天学脑袋里却积累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甚至还有一部分唯物辩证法，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吗？是我头脑里固有的吗？否！这些东西是从三大革命实践中得来的，这些东西只能从三大革命实践中得来，与知识青年朝夕相处是三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她们嘴里不断地漏出来的东西被我的海绵脑袋全部吸收并进行了化学处理，变成了我的知识，指导着我的行动。那天我割疯了，为了她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了她我下定决心我不怕牺牲，我宁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为了你“茶壶盖子”我什么都乱抛。从知识青年那里偷来的革命时期的话语与不革命时期的话语在我的脑海里车轮一样地旋转着，我感到我根本不是在割麦而是在大海里游泳，一举手就激起一串浪花；我感到我不是在游泳而是在腾空，一挥臂就割下一片朝霞。我的耳朵里仿佛响起了“风箱”的叫声，美妙无比，好像地瓜干子老烧酒爱情如酒令人沉醉，队长的大脚就是醒酒汤。队长一脚就把我踢了个狗抢屎，他骂道：“混蛋二皮，你这是割麦吗？否！你是在破坏！”我割过的地方，麦茬儿留得高，糟蹋了生产队的草；麦子落得多，浪费了生产队的粮；我帮“茶壶盖子”割麦，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队长用古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你才多大个人儿，就有这么多资产阶级坏思想!”更让我伤心的不是队长的话而是“茶壶盖子”的话，她说：“他非要替我割，我也没办法!”你们听听她说的这是人话吗？否！绝对不是人话，她的一句话就像一大块冷冰冰的黑石头，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一头栽到地上，脸贴着像亲娘一样的黑土大地，听到一个声音在高高的空中说：“死了吧死了吧，你这样的可怜虫还活着干什么？！”我恨不得用镰刀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让我的满腔热血喷上云霄，化做一道彩虹。
我当然没舍得割下自己的头，虽说"瓦罐不离井沿破"，但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没有志气，没有自尊，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但在爱情的辞典里，是查不到“志气”也查不到“自尊”的。

在莫言的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民身上，有着一种清醒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使得他们善于从肉身存在和肉身快乐的角度来度量一切价值。这种观念不仅能够揭穿一切崇高话语的虚伪性，表达常识理性的普适价值，而且具有滋养艺术自身发展的力量。

那种支持着底层民众强韧地生存下去，让他们乐观地、自尊地活下去的，是他们自己心中吟唱的歌谣，这种民间声音，这种民间音乐是人类艺术的不竭源泉——这恐怕就是莫言这篇小说的元小说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