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过完年，咱们又可以去放风筝了！”
每到春节过后，妹妹总是嚷着要去放风筝。何止是春节过后呢？就是在秋后，秋风呼呼地吹动着落叶时，她就开始，嘴里总是时时念叨着要去放风筝了。她喜欢看风筝摇摇摆摆地升起、升起，越来越高，仿佛自己也就随着它升到了蓝天上去，似乎失重了，茫然了，无助一般，一直高，高得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儿，要消失了。她在地下刚开始是欢呼着、奔跑着，后来她就呆呆地仰头望着，默然了，痴痴地，总是说“姐姐，风筝能找到家吗？它要去哪里呢？啊!啊！”不住地感叹着。
“妹妹，今年大概不能放风筝了，出不去了，有冠状病毒了。”
“冠状病毒是什么？嗯？姐姐？”
“冠状病毒就是能飞的可恶的小虫子，会把人咬死的。”我虽然是护士，但是又怎么对一个五岁的小孩讲清楚呢？
“那，你就是说今年不能放风筝了？”
“嗯，是的”
小妹眼睛湿润了，泪水在眼睛里转着圈。看到她这样，我连忙说：“听说，很快就会把病毒抓住的，别着急。”
“姐姐，你不是护士么？你怎么不去帮着抓呢？”
是的，我也应该去帮着抓，可是路远山高。
街道上的商铺除了医院、药店、银行、超市，都了关门，大街上立刻没有了往日的热闹，没有叫卖声，没有人来人往，政府的宣传车来回的用大喇叭宣传着疫情，绿色的快递小车偶尔驶过，街道就仿佛病人一般，无生气的静默着。天空中不见鸟雀，地上偶见行人，带着大口罩、眼镜，裹得严严实实，低着头走着。虽然还在年里，但是听不见鞭炮声，风里没有饭菜香。太阳在天上无精打采，树木光秃秃的立着。听说澳洲山火仍在持续，几十万的蝙蝠从山里逃出来，躲进城市避难，无食，死得层层叠叠，惨不忍睹。听说非洲闹起了蝗虫，遮天蔽日、漫天狂舞，所到之处草木无存。
小区门口堵上了三个，只留下一个可以出入，一家发给一个出入证，两天出去一次，小区里的车辆都在车位里趴窝了，久已一动不动了。没人出门，长途车听说都禁运了。在家里呆着吧！
微信里传来一串串的数字，确诊的、疑似的、治愈的，离去的，那些也不是数字，而是人，是生命。
一条信息发来了，是工作单位医院的，要求去南方，南方紧缺医护人员，要组建医疗队支援湖北。身为护士，这是责无旁贷的。
“妹妹，姐姐要出门了。”
“好啊！是去放风筝吗？我要去！我要去！”
“不是，是要去抓飞着的可恶的小虫子，你在家好好的等着，等姐姐把它们都抓住，再回来和你一起去放风筝。”
我抱着她，在她脸上吻着她，自己的泪水却已经流了下来。我抱着妈妈，扑在她的怀里，不敢看她的眼睛。妈妈浑身颤动着，没有一句话。妈妈已经两鬓苍白了，十几年前父亲就离开了我们，就只剩下了我们母女三个，我们每逢年节，都要为天堂里的父亲祈祷。
去湖北的路途是遥远而漫长的，但是，责任不容我思考其它。
工作是辛苦的，我渐渐地体力不支，终于倒下了。躺在床上，我思念着遥远的母亲和妹妹，梦里呼唤千千万万遍。
“妹妹，姐姐是要回去，跟你一起去放风筝的，你等着姐姐啊”，我仿佛看见妹妹稚嫩的，渴望的眼睛在流着泪，和妈妈一起站在院门口，倚着门望着我来时的路。
我感觉说话都没了力气，呼吸极为困难，仿佛有谁在掐着我的脖子，压着我的肺。
“妹妹，你要等着姐姐回去，回去，放风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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