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薛老师就说了一句：奖惩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即有钱的人先拿多拿，穷人少拿后难，对于这一点，情感上似乎很难接受。
所以他感叹：人的感情，对于理解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要真正理解价格的起源是不容易的。
薛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在以前的经济学上，老师将同学分成两半，一半有杯子，一半有钱，有钱的同学在有马克杯的同学处购买杯子。
两两成对，一对一对地进行配对交易，最后所有的马克杯都卖出去了，每一个杯子都有一个成交价，根据每一个成交价算出平均价格。我们就能看到，每一宗具体的交易，成交价都是围绕着这个平均价上下波动的。
老师此时说：如果第三者，老师或者政府宣布这个马克杯的平均价，所有人都根据平均价进行交易的话的，就可以省去很多讨价还价的过程，也不会出现定价过高或者过低的过程。
这对吗？不对。
老师错在将因果关系搞反了，没有每一宗实际的交易，没有每一个马克杯的具体成交价，怎么能得出这个平均价呢？
价格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根据实际情况，最后达成的一个经济行为。
嗯，这也是为什么价格可以反应供给的原因。他是一个信使，是一个反映事实的信号，是温度计。
如果富人不能优先享受奖励，人们就不会对价格作出反应了。
有钱人可以先打车、可以先买房，这是当然的，如果有钱人不能享受更多更好的待遇，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成为一个有钱人呢？
如果有钱人不想受任何的优先待遇，那么他为什么要对价格信号做反应呢？没有她们的反应，就不能起作用了。
（有关这一点，我要再理解理解）
这个跟分饼有什么关系呢？
在价格的三个作用里面（传递需求的信号、指导生产以及指导分配），奖惩的作用最重要，也就是说，如何分饼，决定饼能做多大。
30多年前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对农民说：只要向政府交纳收成，剩下都归自己有。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了，粮食就慢慢多起来了。
如果分饼，就能决定土地会长出多少粮食。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例子，是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是今天美国科技蓬勃发展的制度根源。
过去美国政府也做高校的科研活动，政府和高校科学家之间略等于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政府资助，科学家科研，最后申请专利，科学家完成作业。去申请另外一笔资助，进行另外一个新的循环。
这导致了大量的专利没有得到利用。
1980年颁布了《拜杜法案》，由两名参议院提出，一位叫拜（Birch Bayh），一位叫杜（Robert
Dole)，加起来叫《Bayh Dole Art》。
法案的意思是，政府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知识产权为政府所有，但商业开发权，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拥有，开发完了之后可以使用，收益归机构。
一下子分饼的游戏规则就变了，科研的方向也变了，带来了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同理，企业也如此。股权架构、绩效如何分配，也决定了员工努力的方向、企业能做多大。
整理通篇的逻辑为：有钱人优先享受是必然的，享受价格和市场的奖励也是必然的。所以人们都要努力成为有钱人，想要获得更大的饼。那么在制度上，分饼的规则就可以有效刺激人们的努力，将饼做得更大。
反之，如果有钱人都不能优先享受，大家也不需要去努力，如果分饼也不重要，饼自然也做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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